不能回家的春节,“方言”也是一张车票,通往乡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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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当时正站在古城墙上,这位老乡看见我们,就说:“你们下来,听我给你们唱民歌。”

  我们这一代人,再加上下一代人,在城市中生活,没有方言。尤其是我们在学校中被要求讲普通话,所以很难听到方言。人与地方之间的这种联系其实是被割断的。

  2020年11月15日,“科普中国-我是科学家”第29期“听!奇妙的声音”演讲现场,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所长张晓虹带来演讲:《声音景观:一张车票,通往乡愁》。

  以下为张晓虹演讲实录:

  大家下午好,我是复旦大学张晓虹。我是研究历史文化地理的,最近在关注声音景观。

  什么是声音景观?

  

  这是我今年(2020年)8月份去呼伦贝尔考察的时候,在田野上拍到的一张照片。我们看到这样辽阔的景观,听到这样悠扬的蒙古长调,就会唤起一种对草原、对蒙古族游牧生活的感受。

  今年7月,为了做一个“北方环境变迁”的项目,我们来到陕北吴堡县古城考察。当时我们正站在古城墙上,这位老乡看见我们,说:“你们下来,听我给你们唱民歌。”我们下来后,他就唱了这首民歌,非常原生态。

  你有没有发现,这样高亢的民歌跟陕北黄土高原沟壑纵横的环境风格非常相符。在这种地貌环境里,你可以听到对面的声音,但如果想去找这个人,大概要花上半天,甚至更久。这也就孕育出了陕北《信天游》这样非常高亢的民歌。所以,地理环境和声音,或者说和民歌之间,其实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

  这样的关系,在我们的研究中,到底意味着什么呢?

  

  这是两张春晚的截图。左边这张,可能我们大多数人一看到,脑海中就会浮现出他们用东北话讲段子的场景。很多春晚小品都塑造了东北人豁达、自信的形象。右边一张比较早,是1996年句号和李琦老师表演的小品《一个钱包》。其中,句号塑造的上海人,用上海口音的普通话非常谨慎小心地讲话,在背后隐藏着小心机,这可能也是很多外地人对上海人尤其是上海男人的印象。这也是为什么上海人其实不大喜欢春晚小品的原因。比如我儿子就认为,这样的小品对上海人包括南方人,多少有一点矮化的味道。

  所以,声音和地方之间,或者说和我们对地方文化的认知之间,其实有非常密切的关系。

  那么,“声音景观”究竟是什么呢?

  20世纪70年代,加拿大学者谢弗尔(R. Murray Schafer)在研究环境中的声音时,借用了地理学中“景观(landscape)”的概念,用sound替代land,发明了一个“soundscape”的概念,我们翻译成“声音景观”,在有些领域也将它译成“声景”,实际上是同一个概念。也就是说,我们研究的实际上是环境中的声音。

  环境中的声音,它跟地方之间有什么样的关系?

  我们来看下面这两段视频。

  这是越剧中的《黛玉葬花》,大家可能比较熟悉。越剧把黛玉温婉哀怨的个性塑造得非常典型。

  这一段,大家可能不是很熟悉。这是秦腔中的《黛玉葬花》。用秦腔去塑造林黛玉大概非常难,我们很难用秦腔这种高亢激越的声音去表现林黛玉温婉的性格。

  不同的方言会带来不同味道的地方戏。

  这是2017年我跟几位音乐家去陕北时拍摄的陕北说书。当时我还没有真正开始研究声音景观,但当时拍摄的这段录像,引发了我许多感触。

  那次我随着几位音乐家去拍摄陕北的民歌和一些小戏的过程中,我突然发现,方言、地方戏以及我们所说的声音景观,在塑造地方感以及人们对地方认知时发挥了非常大的作用。这也是我研究声音景观一个非常重要的时间点。

  前面介绍过,我做陕西历史文化地理研究。写博士论文的时候,我做过秦腔的研究,发现秦腔非常有意思:尽管它在整个西北都有分布,但因为受到方言影响,它的音色差异实际上跟我们说的“府”或者用专业名词“统县政区”的分布是一致的,尤其是在陕西省内。比如,汉中地区也流行秦腔,但汉中的秦腔和关中的秦腔就不一样;而且,关中的秦腔又分东府和西府,“东府”就是指关中东部,“西府”就是指宝鸡这一带,这两部分的秦腔也不一样,它们都受到方言的影响。

  这项研究引起了一部分做音乐地理老师的兴趣。其中一位当时在上海音乐学院做音乐地理研究的老师就来找我,问我能不能帮他带一个学生,联合做一下音乐地理?

  他曾经看到过我做的陕西秦腔研究,觉得非常有意思。他认为。不仅仅是方言,中国的民歌和中国的地方环境(也就是我们说的地理环境),都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所以他希望借助历史地理学的理论和方法,来做一下民歌研究。

  由此,我就接触到了一些音乐学的老师,也参加了他们的几次会议,在会议上慢慢开始接触到了一些民间艺人。虽然我们的民间音乐是一个宝库,但这个宝库并不为大多数非音乐界的人所知。

  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开始关注民歌。

  恰巧在这一时期,我有一位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访学的学生,给我带回来两篇文章,讲声音景观,通过研究欧洲工业化时期声音景观的演变来反映整个社会的变迁,比如,怎么从村庄里听到的牛马声、钟声,逐渐演变到机器声,汽车声甚至火车的汽笛声。我突然就觉得,如果用声音景观来研究我所熟悉的陕北,可能会有些新的发现。

  就这样,我开始关注陕北民歌。

  

  这张剪纸反映的是什么?是1942年创作的《赶牲灵》。

  这首歌非常好听。从表面看,它只是一首普通的陕北民歌,1942年才创作出来,但实际上,它反映了陕北在民国时期甚至更早一种非常重要的生活方式:陕北正好处于农牧交错带,它的农业发展不如南边的关中地区发达,当然也不及更南边的长江流域收成那么多。所以,农闲时,陕北人会把关内的产品贩卖到长城以外去,也就是包头、河套这些地区,然后再从这些地区带回来畜牧产品在当地贩售——这种活动有点类似但又不完全是“走西口”,而是一种很重要的商贸活动。

  陕北人把这种活动叫什么呢?就叫“赶牲灵”。

  陕北民歌中有很多与地方、与社会变迁有关的东西。恰巧,我在做研究时,还发现了另外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事情。

  对于我们这一代人来说,陕北民歌有一个比较特别的点: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在很多民歌听不到的情况下,我们却可以听到大量的陕北民歌。为什么?

  我想请大家先听一下这首歌,大家一定都非常熟悉。

  1970年4月24日我国第一颗卫星上天时,播放的音乐就是《东方红》。我昨天坐高铁从上海过来,发现上海站整点报时仍然用《东方红》,包括上海海关报时也用《东方红》。

  再来听这首歌。

  演唱者:王向荣

  白马调

  荞麦花,红彤彤,

  咱二人为朋友为个甚,

  三哥哥当了八路军,

  呼儿嗨哟,

  一心去打日本。

  骑白马,挎洋枪;

  三哥哥吃了八路军的粮,

  有心回家看姑娘,

  呼儿嗨哟

  打日本顾不上。

  其实我们刚才听的《东方红》交响乐,原型就是这样。如果大家去看1944年编写的《陕北民歌集》,里面就有这首《白马调》。

  那么,它是怎样从一首表达生活、表达爱情的陕北民歌,演变成了革命歌曲《东方红》?

  其实,这和中国共产党在陕北建立根据地又从陕北出发取得全国胜利有密切关系。

  最早,当地有一首名为《骑白马》的情歌。大概在1942年,陕北葭县一位民歌手,他感慨于边区政府和共产党在陕北地区做出了大量贡献,为了表达对边区政府和毛泽东的感激,他就创作了“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

  1943年边区政府组织大生产运动,他的侄子从葭县到延安去开荒。因为陕北人非常喜爱唱歌,所以他们一边走一边唱歌,就用这两句歌词作为开头,又在后面加了不少关于大生产运动以及表扬当地劳动模范的内容。

  这首歌在1944年的《解放日报》上报道出来,引起了大家的关注。到1945年七大召开时,这首歌第一次以合唱的形式演播出来。我们查了大量的资料,发现它是随着共产党在革命战争不断取得胜利的过程中被传播出去的。

  

  《移民歌》一共大概有八段,其他段随着传播到不同地方,都发生了改变,只有最上面这一段没有变化。

  声音景观分三类:基调声音、标志性声音和符号型声音。基调声音就是我们前面讲的车马牛、火车声,包括噪音,这是环境中的声音。标志性声音是什么?比如,陕北民歌肯定是陕北地方性的标志性声音,秦腔和越剧,也分别是相应地区的一种标志性声音。那符号性声音呢?它具有更强的符号性,像《东方红》,它是一个革命性的符号,唱红歌往往意味着你的情怀或者政治倾向。

  1949年10月1日,开国大典,军乐队在天安门广场上演奏了《东方红》。1964年,庆祝建国15周年的时候,为了反映中国革命的历程,庆典上演出的音乐舞蹈史诗标题就是《东方红》。看起来,《东方红》似乎和陕北地方没有关联了,比如我在上海还可以听到,1970年它甚至上了太空——可事实上,它与陕北地方的关系其实一直没有变,意味着中国共产党是从陕北真正地确立了胜利的基础。

  方言、地方戏都和地方之间有一定关联。我刚才看孙境廷老师讲满族老人的记忆时,眼泪差点流下来。像我这样,从小生活在大院里、没有方言的人,“地方感”确实是挺难建立的。

  但我有别的记忆,比如关于时代的记忆。

  我是上世纪80年代上大学,正是台湾民谣大量涌进的时代。对我来说,每一首台湾民谣都意味着我不同的人生阶段。

  比如这首《走过咖啡屋》,每次听,都会让我想起在华东师范大学读研究生的时光。

  

  这张照片是我在华东师范大学读研究生时拍摄的。每次听到这首《走过咖啡屋》,我都会联想起当时走在共青场前面的情形,后来的同学可能不知道这些,比如华夏咖啡店、百货商店以及我们当时充满希望、充满热情的八十年代青年的大学生活。

  除了当代的经验性的声音景观,我也做上海城市的研究。城市中也有声音景观。

  刚才燕翔老师讲述了自己关于城市的记忆。我想,我跟燕翔老师的感受不一样,或者说,是张爱玲跟燕老师感受不一样。张爱玲在她的《都市生活琐记》里写过,她到乡下后,在空旷的声音中睡不着觉,只有在电车“叮当叮当”的响声下才能入睡。所以,每个人对声音的记忆其实都不一样。

  

  这是一张1884年上海城厢租界全图。图中不同颜色表示上海不同区域,最上面的红色当时叫“外虹口地区”,属于公共租界,后来日本人住得比较多。

  晚清时期关于上海的声音,也有非常多的记忆。其中最典型的来自小说《海上繁华梦》。书里讲到,当时上海有救火队,不同区域发生火灾后的报警声音也不一样。比如,外虹口地区就敲一声钟,里虹口地区是敲两声钟,大马路(现在的南京路)地区是三声,四马路敲四声,外放的新租界(新拓展出来的租界)是五声,法兰西租界是六声,在华界则靠地保敲锣。

  不同的声音其实代表着不同的空间。声音景观和空间之间也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这一点恰恰是我们要研究的。

  研究这项工作有什么意义呢?别人问我的时候,我就一直在想;包括这些年,跟一些音乐工作者做田野调查的时候,也一直在想。

  像我这样一个没有方言的人,过去对乡土、对乡村其实是无感的。通过这些年做研究、跑田野,我突然发现:其实自己更像一个没根的人。

  如果在乡村生活过,就会对乡村、对地方有非常多记忆。除了自然界的虫鸣狗吠,还有猪叫、地方戏和“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的地方感情。但是,对于我这种没有方言的人,父母都来自不同的地方,自己又生活在另外一个地方,其实就比较缺乏对某个特定地方的认同。

  我一直在想:我的专业就是研究“地方”,我们要寻找乡愁,那,我的乡愁在什么地方?

  我为什么对“方言保护”非常有感触?因为我们这一代人,再加上下一代人,很多人在城市中生活是没有方言的,尤其是现在学校都要求讲普通话,所以很难听到方言。人与地方之间的一部分联系被割断了——这也是我这些年调查工作中最大的感受。

  这是2016年夏天,我在陕北做调查时拍的一段视频,是一位盲艺人在表演陕北说书《观灯记》。在中国传统社会中,盲人很难有生存的机会,所以传统的像这种说书这样的谋生方式,一般都留给盲人。比如创作了《荷马史诗》的荷马,是一个盲人,游吟诗人也好,陕北的说书人也好,他们大部分是盲人。

  这段录像,我们录了大概一个多小时。这一个小时里,他就在讲,宋代一对夫妻怎样从山东到了湖北、然后在湖北夫妻俩分离、最后又重逢的故事。

  在录的过程中,我的感受真是要用“心潮澎湃”来形容。

  为什么?

  一方面,他讲了一个古代的故事,我有种穿越的感觉;另一方面,从他讲述的故事,再往大了去思考:中国作为一个有着几千年历史的国家,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逐渐整合到一起的?我们做地方戏曲的人会知道,中国的地方戏曲其实表达的内容基本一样,而我们又知道,1949年以前,我国的识字率大概只有20%。也就是说,其实声音景观不仅仅和地方有关系,它甚至和我们大一统的国家以及文化有密切关系。

  到乡村以后,你会发现,儒家文化深入到了村民的整个日常生活中。那么,这样的意识形态是怎样贯穿下去的?可能大多数情况下,就是通过这样一位甚至目不识丁的盲艺人,把中国传统文化通过说书、演唱,通过各种戏剧表演逐渐地宣传出去,才有了我们今天称其“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中非常重要的部分。

  何为地方?何为乡愁?我们的乡愁是什么呢?在这个探寻的过程中,我觉得,我们应该重视保护传统文化,从传统文化中学习汲取有价值的部分,这恰恰是我们作为中国人生存的一个根本。

  谢谢大家。

  

  演讲嘉宾张晓虹《声音景观:一张车票,通往乡愁》 | 拍摄:Vpho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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