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器”冲天：快来解锁这些大有来头的“牛”文物
牛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有重要地位。当华夏先民在黄河、长江流域定居之时，牛作为最早被驯化动物就已经伴随在他们身边，并与之代代相传，创造了长达数千年绵延不断的农耕文明。早在新石器时代的墓葬中，就发现了牛头这一陪葬品——这在当时是财富的象征；殷墟的考古发掘工作，以牛为造型的器物、饰品更是不胜枚举。
足可见牛是人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劳动帮手。
牛的象形字最早也见于甲骨文，上边两个牛角，角下又有两只耳朵，即便是小朋友也能够轻松辨认。《说文解字》说牛：“象角头三封尾之形也”，足见其字形流变不大。因为牛在农耕社会的特殊地位，历朝历代人们都对牛非常重视。在商周时期，牛是祭祀中献给神祇的重要祭品。所谓天地山川，社稷鬼神，即用牛、羊、豕齐备，谓之太牢，这也是祭祀中的最高等级了。
古代器物上的动物图像大都有其象征意义，牛通常被认为是财富的象征。商周时期，牛形器多为水牛造型，说明当时的水牛已经进入到人们的劳动生活中。
现藏于陕西历史博物馆的西周牛尊就是一件典型的器物。牛尊是西周中期的文物，1967年出土于陕西省岐山县贺家村。
这件长不过40厘米、高24厘米的牛尊全身覆盖着云纹装饰。与商周时期祭祀用品的神秘威严不同，给人以亲切的艺术美感。此外，这件牛尊的用途是酒器，背后巧妙地将盖子与环钮相连接，显得流畅华美而又不失实用功能。
同样在陕博，还收藏着一件汉代的玉雕卧牛。这尊玉雕于1972年在陕西省蒲城县出土，在一整块呈黑色的玉料上，采用圆雕的技法琢制而成。这件玉牛代表了汉代圆雕工艺的高超水平，工匠们抓住了卧牛的动态特点，身体及五官线条流畅、简洁明快，牛的卧姿和憨厚温顺的性格刻画得栩栩如生，静中有动，栩栩如生。
进入汉代之后，国家的统一与生活的安定使得农耕技术得到快速推广和发展，以耕牛为代表的形象无论是在意识形态方面还是在社会生产、生活中均占有重要地位。随葬明器中牛的大量出现既体现了当时的葬俗，也表明人们对其关注程度的提高。
近年来，考古发现的许多汉墓中都发现了牛耕图，山西平陆枣园村王莽时期壁画墓牛耕图、陕西米脂东汉画像石牛耕图、江苏睢宁双沟画像石牛耕图等等。东汉时期的出土文物中，也有如牛耕画像石等。值得注意的是，犁到汉代已有较大的进步，牛在农业生产中的地位已无可替代。东汉应劭《风俗通义》载：“牛乃耕农之本，百姓所仰，为用最大，国家之为强弱也。”
汉武帝时，南下北进，连年征战，所谓“万里长城尽烽烟”。直打得国库空虚，民生凋敝，终于意识到“方今之务，在于力农”，于是涌现出一批改良农技农法的官员，赵过就是其中之一。《汉书·食货志》说：“赵过耕耘下种田器皆有便巧。……用耦犁二牛三人……”。从二牛三人到一人一牛一犁，农业技术的进步恰恰体现在对牛的应用之中。
1952 年陕西省绥德县东汉永元十二年（100）王得元墓前室东耳室门洞左右镶嵌的两块竖石上均有一牛挽犁图像，此外，壁画中还保存有大量牛的图案，可见牛对当时人们生产生活影响之深远。直到清末，我国许多地区依然采用一人一牛一犁种耕作办法。
不仅是中原地区，地处边疆的古滇国也是牛的“狂热”爱好者。2019年，央视大型文博探索节目《国家宝藏》就曾播出云南省博物馆馆藏文物“四牛鎏金骑士铜贮贝器”。
这件文物实用功能很强——它是古滇国贵族使用的存钱罐。贮贝器是青铜铸造的，用以贮藏海贝的容器。它是云南青铜文化的典型代表，出土于晋宁石寨山。石寨山等地是滇国统治的核心区域，也是古滇国“滇王之印”出土之处。可以说，贮贝器是滇文化的独特代表，它在滇国的地位与中原的鼎有些类似，是滇国重器。
当然，古滇国与牛相关的青铜器数量繁多，著名的牛虎铜案第一次为人们揭开了古滇王国的神秘面纱；立牛青铜钺等带有动物造型的青铜器，更是栩栩如生地展现了滇国各阶层民众的生活百态。
到了唐代，绘画艺术开始逐步登上历史舞台，而最负盛名的《五牛图》就诞生于这一时期。
据传，此图为唐代宰相韩滉所绘。韩滉出身官宦家庭，唐玄宗年间以门荫入仕。公元785年入朝拜相。韩滉一生为官注重农业发展，此图或许有鼓励农耕的意义。作为世上仅存的几件唐代真迹，《五牛图》历来被学者重视。赵孟頫赞为“神气磊落，希世名笔”；赵子昂、乾隆皇帝都多次题跋，历朝历代文人墨迹更是数不胜数，记录了千年以来的文字风流。
《五牛图》本身命运也极为坎坷。靖康时，宋高宗为躲避金兵的“搜山检海”，仓皇南逃时也不忘带走此卷，总算得以保全；然而千年之下，八国联军劫掠北京，《五牛图》一时销声匿迹，直到50年代才辗转重回北京。
到了明清两代，随着工艺的发展和进步，以牛为形象的图画、瓷器日渐增多，牧童图也成为常见的题材，俯拾皆是。直到今天，仍然有农民在家中养牛以供耕作，可以说，牛以其忠厚温顺、勤劳肯干赢得了中国人的欢心，也把自己的形象与农耕文明紧紧地捆绑在一起，成为我们最“牛”的好伙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