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在感极低的韩国,能位列七雄之一靠的是什么?

  国土狭小,军事孱弱,存在感极低的韩国为何能位列战国七雄?接下来为什么小编带你详细了解历史真相,一起看看吧!

  公元前334
年,魏国在接连惨败于齐、秦之后,惠王被迫协同韩及其他小国诸侯赴徐州朝见齐威王,承认齐国的霸主地位,即所谓“徐州相王”;此后中国进入了群雄角逐、纵横捭阖的混战时期。

  由于政治改革和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战国“七雄”当中的齐、秦、楚三国地广兵强,各自的综合实力均超过了其他诸侯。三强之间实力相对均衡,谁都没有绝对把握战胜对手。因为统一条件尚未成熟,任何一强要想吞并邻国,都会遭到其他数国的联合抵制与阻击,难以一举成功。

  既然兼并天下的时机未到,齐、秦、楚等强国便暂且奉行徐图进展、谋求霸权的策略。一方面,胁迫或拉拢其他中小国家加入本方阵营,以壮大自己的力量,形成对敌优势,即所谓“合纵”、“连横”。另一方面,通过蚕食邻土以增强国力,打击并削弱争霸对手。待到时机成熟,再来扫清寰宇,一统海内。

  在这一历史阶段的政治斗争里,韩、魏两国的作用显得尤为重要,它们所附从的某个强国往往会取得作战的胜利,甚至能够不战而迫使对手割地求和。齐、秦、楚为了达到控制韩魏的目的,在军事和外交活动中各施谋略。而齐、楚争霸失利,秦国最终获胜,得以独步天下,这一结果与他们争夺韩魏的成败有着密切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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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韩国所处的地利形势

  军事地理学上的“枢纽区域”,也叫做“锁钥地带”,指的是处于交通要道,在对立作战的双方或数方中间的“兵家必争之地”;其地理位置非常重要,如果夺取、控制了这一区域,就可以阻挡敌方的进击,并使自己能够向几个战略方向运动兵力,获得战争的主动权。战国中期的枢纽区域,由位居中原腹地的韩、魏两国构成。

  韩国在军事地理方面的特点:

  首先是处于东亚大陆的中心,控制了当时中国几条重要的水陆交通干线。

  如通往东西方的陆路有:豫西走廊,西端的重镇临晋、陕、焦、曲沃属魏,宜阳和东端的成皋、荥阳与管属韩;晋南豫北通道中段的上党、轵道分属韩、魏。

  连接南北方的大道则由燕赵南下,进入魏地的邺、朝歌,渡过黄河,经韩之管城(今河南郑州)、国都郑(今河南新郑),直赴楚国的方城。联系全国两大经济区域——关中与山东的水路,是由消水入黄河,历三门、孟津,到达韩之荥阳、魏之延津,黄河中游河段两岸多是韩、魏领土,几处重要渡口如陕津、武遂、河阳、白马俱在其内。荥阳又是黄河与济水的分流之处,魏惠王时开凿鸿沟运河,把济水与汝水、泗水、淮水联结起来,在河淮之间构成了一个巨大的水运交通网,韩之荥阳与魏之大梁都是总绾几条河道的枢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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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次,是韩国的综合实力略弱于齐、秦、楚等强国。

  韩的疆域在七雄中最小,而且多山,土地瘠薄,不利于种植业的发展,国家亦因此贫弱。张仪为秦连横说韩王曰:“韩地险恶,山居,五谷所生,非麦而豆;民之所食,大抵豆饭藿羹;一岁不收,民不厌糟糠;地方不满九百里,无二岁之所食。料大王之卒,悉之不过三十万,而厮徒负养在其中矣,为除守微亭障塞,见卒不过二十万而已矣。”

  再次,韩国因位于天下之中,四面受敌,尤其是被齐、秦、楚三强包围,在军事上处在非常不利的状态,使本来不足的兵力更加捉襟见肘。例如《韩非子·存韩》曾言:

  “夫韩,小国也,而以应天下四击,主辱臣苦,上下相与同忧久矣。”

  韩的较弱国力与地理特点造成了它们在群雄割据混战中的被动,在军事战略上不得不注重守备,较多地采取防御的做法,《商君书·兵守篇》曾详细论证了这个问题,
总结说:“四战之国务在守战。”从史实来看,若无大国支持,韩国尚不具备与其他强国(齐、秦、楚)对抗的能力。公元前318年,以三晋为主的五国合纵攻秦遭到失败,就表明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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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由于韩国四面临敌,国力较弱,在复杂激烈的兼并战争中,不得不注重审时度势,结交和依托强国,以求生存发展。

  韩的重要的地理位置和数十万兵力,使之对周围邻国的安全及争霸扩张具有重大影响;与其联盟,力图控制和利用韩国,被当作这些国家军事外交政策的基本方针。

  二、韩国的变法图强

  战国初期的韩国也和赵国有相似的毛病:国内政治混乱,具体表现为频繁的迁都和弑君,迁都可以理解为一种寻求政治平衡的选择。三晋分晋之时,韩国国都本在平阳,大约在山西临汾附近,后来迁都到宜阳,后来韩景侯又迁都到阳翟,到韩哀侯时期,灭掉郑国,就迁都新郑,算是彻底稳定下来。

  而弑君是紧随着频繁迁都而产生的。在阳翟为国都时期,就发生了著名的聂政刺韩相侠累的事件,这一事件之后,韩烈侯甚至答应严遂终生为相。之后继位的韩哀侯虽然灭掉郑国,但自己却被一个叫韩严的人杀死。这个韩严又是一个不得而知的人物,可见韩国史料的渺茫不可寻。而在韩昭侯在位期间,发生了一个“韩姬弑悼公”的事件,这个“悼公”显然不是韩昭侯,因为在这之后韩昭侯还在位十几年,而同时期其他诸侯国又没有一个谥号为“悼公”的国君去世,令这一弑君事件疑窦丛生,成为孤证。但不论怎么说,韩国在战国初期都是一个政治非常落后的国家。

  韩昭侯登基后,起用法家人物申不害为相,在韩国实行社会改革。申不害的变法,原则也是“见功而与赏,因能而授官”,但重点却主要放在讲求君主统治之“术”上。提倡“治不逾官”、“循名责实”、“挟知而问”等做法。韩国的这一改革,在短时间里扭转了国家外遭强敌侵凌、内部法纪混乱的局面,初步收到了富国强兵的效果:“申不害相韩,修术行道,国内以治,诸侯不来侵伐”。

  申不害主张搞君主的专制独裁,把权柄集中于国君一人,实行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体制,这是和卫鞅、吴起等法家相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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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不害不但主张国君要用术,而且要求各级官吏只能做职权范围内的事,不能越职办事;凡不属于职权范围内的事,即使知情也不能讲。申不害曾说:“治不逾官,虽知弗言。"其目的还是为了防止臣下篡夺大权。但是这样一来,只能使得国君听不到真实的意见,不了解真实的情况,所以韩非曾对此提出批评(《韩非子·定法篇》)。

  申不害所讲的术,客观上是君主专制统治体制下官僚制度推行后必然的产物。这种阴谋权术,不仅国君可以用来驾驭臣下,大臣也可以用来争权夺利“故申不害虽十使昭侯用术,而奸臣犹有所谲其辞矣"(《韩非子·定法篇》。申不害这样用术来加强中央集权的统治,成效是比较差的。

  申不害相韩15年,"内修政教,外应诸侯",帮助韩昭侯推行"法"治、"术"治,使韩国君主专制得到加强,国内政局得到稳定,贵族特权受到限制,百姓生活渐趋富裕,史称"终申子之身,国治兵强,无侵韩者。"(《史记·老子韩非子列传》)。

  但韩国的改革有一个根本性的局限,即不大重视从经济基础、上层建筑各个方面进行彻底性的变革,因而效果受到影响。变法主持人韩昭侯、申不害一死,改革就不能继续下去,终战国之世,韩国一直积弱积贫,无太大的作为。

  韩国虽然处于强国的包围之中,却能相安无事,成为与齐、楚、燕、赵、魏、秦并列的战国七雄之一。我想与申不害的变法也不无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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