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光一直以勤政节俭著称 道光为什么不阻止清朝的衰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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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嘉庆四年(1799)年正月,随着乾隆皇帝的去世,康乾盛世也随之落幕。嘉庆亲政后,尽管也是励精图治,但大清王朝在他的手上已经开始走向衰落。其后即位的道光帝,更是进入了艰难的时代,这位以勤政节俭著称的帝王,和他的父皇一样,也未能力挽狂澜,国事更加不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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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客观地说,道光帝接手的大清王朝虽然已经非常破败,但也没有到无可挽救的地步。如果他审时度势,厉行改革,那么清王朝极有可能在他手上得以中兴,甚至同步西方各国,使中国跻身于世界强国之列。然而,道光帝反而在即位后举措不利,错失良机。

  道光帝顺利继承皇位

  嘉庆二十五年七月二十五日,嘉庆帝病死于避暑山庄。遗诏力立旻宁为皇太子。八月二十二日,梓宫到京。二十七日旻宁即皇帝位于太和殿。以明年为道光元年,颁诏天下。

  旻宁生于乾隆四十七年八月初十日,为嘉庆帝第二子,生母嫡妃喜塔腊氏。嘉庆四年四月初十日,嘉庆帝遵秘密建储的家法建立储位,对旻宁益加爱护。旻宁继承皇位是很顺利的,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因素:

  第一,在皇子中地位优越。

  旻宁虽系嘉庆帝第二子,但实际上是嫡长子的地位,因为皇长子为侧妃刘氏所生,且出生后两个多月即夭折。之后两年多,当时的嫡福晋喜塔腊氏生旻宁。皇三子绵恺、皇四子绵忻、皇五子绵愉都是当时的侧福晋所生。旻宁是清朝各代皇帝中唯一以嫡长子身份即位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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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朝的家法虽然无必须立嫡的规定,但在皇室及一般大臣中的心目中仍有重嫡轻庶的思想,这对已经深受汉文化的满清皇室而言,此种观念也是深入人心。嘉庆帝立储时,必然也会考虑到这一因素。因此,旻宁的地位就相当优越了。

  第二,嘉庆帝给予旻宁的种种待遇,实际上已经暗示旻宁本人及宫廷上下。

  《清实录》所载:“寿皇展拜,则命随行,裕陵敷土,则命恭代。隐然以神器攸归。”旻宁之福晋死后,嘉庆帝又特命棺椁用金黄色罩座。凡此种种,无不是既定储位之信号。皇室间、宫廷内自然均有所了解。

  第三,旻宁受封建伦理的思想教育,养成淡泊平静的心怀。

  旻宁与一般的皇子不同,不热衷于珍奇玩好之物,是一个典型的墨守成规、忠孝两全、帝王之学俱备的接班人。特别是经过嘉庆十八年天理教农民起义突入紫禁城的事件,旻宁在手足无措的情况之下,在养心门放枪打死两名起义军,扭转了危险的局势,确保了内廷和宫眷的安全。他的所作所为使嘉庆帝甚为满意。

  不久,嘉庆帝便封他为智亲王,而且增俸一万二千两,并命名所用之枪为“威烈”。此事发生后,宫廷内外,谁不知敬佩,从而使他的皇储地位更加明显而巩固。

  旻宁的即位虽然顺利,但他即位后的行政理事方面就不那么顺利和有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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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道光即位后政务废弛

  道光即位,刚好进入三十八周岁,已是一个相当成熟的人,再加上当时出入宫廷的大学士、军机大臣,如曹振镛、托津、戴均元、卢荫溥、文孚等人,都是从乾隆年间开始做官,经历了嘉庆一朝,均已六七十岁,召对办事,都很稳重,所以宫廷内表现得非常平静。

  但伴随着这种平静的却是官场腐败,其中也包括这些高级官吏在内。他们因循怠情,千方百计地迎合皇帝的意图办事,以保住自己的利禄名位,对诸般政事采取敷衍搪塞的态度。

  《瞑庐杂识》中曾有这样一段记载:“曹文正公(曹振镛)晚年恩遇益隆,身体俱泰”。门生某请问他是怎样达到这样显要地位的,曹说:“无他,但多磕头,少说话耳。”短短的十个字,把官场的腐败风气概括得非常透彻。在这样一群唯唯诺诺,尸位素餐的老朽之辈的包围中,道光帝能有什么作为呢?

  另据陈康祺《郎潜纪闻》载:当时殿试考试,专尚楷法,不问策论之优劣,甚至有抄袭前一科鼎甲策,仍列鼎甲者,此风不知开自何时。后陈康祺询问曾任礼部侍郎的童华。童华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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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宣宗初登基,以每日批阅奏本外,中外题本,蝇头细书,高可数尺,虽努力日夜之力,未能遍阅,若竟不置目,恐启欺蒙尝试之弊。尝问曹文正公振镛,公曰:‘皇上几暇,但抽阅数本,见有点画谬误者,用朱笔抹出。发出后,臣下传观,知乙览所及,细微不遗,自不敢怠忽从事矣。’上可其言,从之。”

  此后,凡不论奏折还是试卷,均苛求楷法。连童华都认为这样做的结果必然会导致“末学滥进,豪杰灰心”。此事,固然是因为曹振镛出了一个歪点子,使事态向不好的方面发展,但是道光帝恐怕也是难辞其咎。

  崇尚节俭与财力匮乏

  道光元年十一月初八日,道光帝颁发了他作的一篇《声色货利论》,文中首先引用了经书中有关屏除声色的论点,指出皇子皇孙们六岁入学,对一些修身立志的道理无不诵读,但是他认为“常人惑之,害及一身,人君惑之,害及天下”。并告诫其子孙,造次无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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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货利,道光帝首先引用了孔子的名言:“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这句话正确表达了君民货利方面的联系。据此,道光帝认为,为人上者,要“知稼穑之艰难,力崇节俭,返本还淳”。对于宫室苑囿,他认为现已尽美尽备,不必再为经营。

  崇尚节俭,是清廷家法,亦基本国策。道光以前各代皇帝均有尚节俭的指示,《圣训》中亦可查到这方面的章节。但节俭的含义,由于时代不同也各不相同,至于如何实行则更有差别。皇太极时,因为财力匮乏,规定黄金不能用作装饰品。而到了康乾时期,大量的黄金用来作宫殿建筑的装饰及各种器物,但当时也不以为这是不节俭。可见,各代皇帝节俭时因时而异的。

  道光时代,人口繁衍日盛,已从乾隆中期的两亿多增至三亿五千多万,但耕地并未增加,生产力也未能相应增加,百姓、国家日趋贫困,再加军需、灾荒、河工的花费,整个社会濒于贫困危机边缘。尽管宫廷还有相当的财富,但社会上这种贫苦趋势不能反映到宫廷中来,道光帝为了身践力行也确实做了一些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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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道光帝曾大量缩减内廷服役人员,从嘉庆末年的650余人缩减为370余人。另据《燕下乡脞录》载:“宣宗中年,尤崇节俭。尝有御用黑狐端罩,衬缎稍阔,令内侍将出,四周添皮。内府呈册需银千两,乃谕勿添。明日,军机大臣入侍,谕及兹事,自是京官衣裘不出风者十有余年。”

  端罩四周加宽点皮边就要花银千两,着实是昂贵,因此决定不添,这一行为在臣子中起到了良好的表率作用。由此可见,道光帝从主观上是想节俭的。实际上他并不了解内务府的情况,内务府官员层层加码,从中贪污了大部分,实际上从经费上很难说节省了多少。

  关于道光帝节俭的案例实在是数不胜数,这里不多作介绍。但从实际情况来看,效果并不好,道光帝和他的后宫过着苦巴巴的日子,而众多的官僚却是表面一套背后一套,其奢靡之风未见有丝毫的克制,相反,在京城之外,反而有愈演愈烈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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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反,作为宫廷经历的后盾,整个社会的农业生产却日趋紧缩。道光二年,有四省田地数量下降了百分之七点多,每人平均土地也仅有2.23亩(乾隆时期为3.56亩)。在当时农业生产技术落后的情况下,就意味着人均农业生产量的降低。

  另从宫内奏销档案记载,一些税关,每年将正税交户部库,其余盈余银有一部分需交内务府广储司库,各盐政的扣裁养廉银、归公养廉银、各项盈余银、节省养廉银、余存办公银、各项利银、人参皮张变价银等均交广储司库或圆明园,这些是宫廷经济的主要来源之一。可是,这些税关和盐政往往长期拖欠,影响宫廷收入,造成经济困难。

  在这样的客观情况下,就不能不促使道光帝实现节俭的方针。但由于他对全国乃至于宫廷经济情况并没有全面透彻的了解,只是在谕旨中要求节俭,或在某一件事上制止浪费,而没有全盘的长远筹划和有力的措施,终归无济于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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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道光帝三十年如一日勤俭节约,这放在封建历朝历代的君王中都是非常可贵的。可作为一国之君,既不能扭转官场的腐败之风,又没有厉行改革的魄力,只是一味强调节俭,这显然是不能让大清朝起死回生的。从这个角度而言,道光帝并非是一个合格的封建帝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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