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仲淹和司马光都是北宋公认的君子,他们谁才是真正的道德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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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范仲淹和司马光是北宋时期人们公认的君子,道德楷模,两人也有相似之处,都曾为宰执,谥号都是文正,按照司马光本人的说法文正是大臣最好的谥号。那么这二位到底谁的道德更高呢。

  我们先来看看对政敌的态度,范仲淹的政敌是吕夷简,司马光是王安石。吕夷简是仁宗朝当宰相最长时间的人,深得仁宗器重,吕夷简死后,仁宗言道:“安得忧国忘身如夷简者。”吕夷简在官场摸爬滚打了四十多年,是个很能干的宰相。在《清平乐》里我们感觉到这是一个奸臣,就是范仲淹也上书弹劾过他,两人因此斗了近十年。吕夷简这个人对上比较圆滑,他一方面支持刘娥,另一方面又为仁宗生母讨要死后的典礼,两头都不得罪。对下呢,吕夷简的确有相才,这一点不可否认。不过呢他有个毛病,这个和我们通常意识里的奸臣不太一样,我们意识里奸臣都是贪污犯,这人呢他不贪污,他主要是不推荐能力比他强的人,他当初被贬,继任者一个个碌碌无为,皇帝不得不重新任命他。不过呢,我们也应该看到一个事实,当时的确没资历名望能力都俱佳的宰相人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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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吕夷简对于范仲淹不是党同伐异,弄死对方才高兴,这一点就和真宗朝的丁谓不一样了。他俩是政见不合,吕夷简主要觉得范仲淹有点迂阔,不太接地气。范仲淹在地方了很多年,西北战事起,朝廷决定起用范仲淹,吕夷简还是支持的。在西北数年,范仲淹成为军中的一根标杆,“军中有一范,西贼闻之惊破胆。”多年的磨练,范仲淹心性更加沉稳,他和吕夷简之间的矛盾也逐渐化解。吕夷简在病重之际,还向朝廷举荐了范仲淹,希望他回到朝廷,发挥更大的作用。吕夷简死后,范仲淹作《祭吕相公文》“得公遗书,适在边上。就哭不逮,追想无穷。心存目断,千里悲风。”写得很真挚,可见吕范二人最后是相逢一笑泯恩仇了。说到底吕夷简是以一位资深的宰相看范仲淹的,是想历练他,两人没有因为政见不合而势同水火,老死不相往来。

  司马光和王安石可就不是这关系了。首先司马光比王安石年龄大,两人属于同龄人,司马光年少成名,我们都津津乐道的司马光砸缸的故事,东西错了,不是缸是瓮,这是史书记载,怎么成缸了,我们看到的故事是明朝人传出来的,明朝人大多都用缸了,而在宋朝人们用的是缸。司马光十九岁中进士,比王安石早了四年,那个年代论资排辈,王安石要礼敬司马光。王安石也是很早就出名了,早在仁宗朝王安石就上了《上仁宗皇帝言事书》,说出了自己的变法主张,不过因为庆历新政的失败,王安石的主张又过于激进,加之仁宗年事已高,仁宗最终并没有采纳王安石的主张。英宗朝,王安石居家丁忧,神宗朝领导了轰轰烈烈的王安石变法。司马光这个人呢,给人的印象就是一个很自律的人,朝廷的任命他只做他认为他擅长的,其他的官即使显要,但他认为自己不擅长就坚辞不就。早年间,王安石和司马光还是志趣相投的,两人的分裂就是因为变法主张。

  神宗时期国家已经到了缺钱的地步,王安石主张开源,司马光主张节流,司马光的理由是天地所产的东西就这么多,只能来回腾挪,多不出来。王安石的主张不是没人干过,历史上汉武帝时期的桑弘羊就是这么干的,只不过这样做,是官府与小民争利,为了钱不择手段,为士大夫所不齿。而且这两人性格还很像,他俩都当过宰相,平心而论这二位都没宰相之器,全都听不进去不同意见。政见不合司马光选择离开开封,到洛阳专心修编《资治通鉴》,十余年后书成。神宗驾崩后,太皇太后高滔滔下诏将司马光扶上了相位,司马光尽毁王安石变法内容。王安石变法是对还是错,这个问题史学界争论了几百年,我们今天不谈。王安石和司马光一年死的,王安石早死,司马光代表政府就是不给王安石谥号,这就有点打击报复的意味了。这两人到死也没化解恩怨,其实他俩除了政见不合在很多方面都一样,比如刚愎自用,而且都没有识人之明,蔡京能在这二位手下官位不失很说明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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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待政敌,范仲淹更豁达,司马光气量就有点小了。我们再来看他俩对一个人的看法,这个人是滕宗谅,就是《岳阳楼记》那个滕子京。他和范仲淹是同年,也就是一年考上进士的,政治上也是互相帮助,也都在西北共过事,范仲淹对他的评价还是很高的。司马光却说这人是个贪污犯,德行有亏。这怎么回事呢,滕宗琼在西北的时候挪用给公款给手下的士兵,不是贪污,这钱没进他腰包,这事在军中也常有,不过御史举报他的数额比较大,十六万贯,范仲淹当时还是力挺滕子京,后来查出来的也只有三千贯可以做事。不过这种事就看皇帝的态度了,最后滕子京还是被贬了。其实在西北作战,面对凶横的党项人,不用金钱激励根本不行,另一位名将种世衡也是用钱激励士卒的,不过他是通过做生意的方式,其实也是不被允许的,因为有上级的庇护,所以没事。

  从对这件事的态度上可以看出范仲淹和司马光的不同。范仲淹主张要用人的长处,纵有小过,不影响大局就不应该处罚,司马光主张为官者不允许德行有亏。他俩的主张没谁对谁错之分,关键看你用在哪。如果在军队中过分强调道德水平,那军队战斗力肯定不强,宋对西夏能获胜的原因是因为没有像对辽一样拿着阵图打仗,军人能随机应变。司马光的要求过高,而且也很难实现,他自己也没做到啊,蔡京那样的人,在四天废除新法,大家都知道这肯定做了害民的事,司马光却夸做的好,这就有点为了打垮敌人不择手段的意味了。

  给我们的印象司马光是个因循守旧的人,为什么小时候他另辟蹊径地去救人,大了却成守旧派了。其实我们误会他了,他不是不想改革,而是他觉得王安石那一套行不通,也不单单他这么认为,当时的庆历新政的主导者富弼对王安石变法也持否定态度。范仲淹有个转变的过程,他初入官场的时候敢想敢说,意气风发,晚年的时候多了一份豁达,经历的事多了很多事就看开了也看得更通透了。

  我们再来说说他俩的谥号文正,文正在唐朝的时候是文贞,魏徵的谥号就是这个,宋仁宗名赵祯,需要避讳,文贞就成了文正了。其实本来谥号高低没那么明显,司马光把这给提高了,到他那文正成了最高的谥号。其实也不完全是这样的,古时候的谥号有三种,文臣的谥号,武将的谥号,还有通谥,要说通谥比那两个高,通谥是文武双全的人才行,以忠字开头,韩琦就谥号忠献,以范仲淹的贡献应该是通谥,给了他个文谥,说明皇帝没有肯定他在武方面的功绩。司马光本人可没从事过军事,他弄不到通谥,他就知道说文正是最高的。他没想到的是,他死后变法派章惇担任宰相,将王安石谥号文,这一个字可比那两个字的高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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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司马光因为当过首相,南宋是成为昭勋阁二十四功臣之一,范仲淹没有登上。说明宋朝人对司马光的评价要高于范仲淹。我们以百年后的眼光去看,范仲淹比司马光做得好。范仲淹和吕夷简最后化解矛盾,没有让党争继续下去,大宋朝廷得以稳定。司马光和王安石的党争却是愈演愈烈,两人到死都没化解,直接造成了北宋最后几十年党争不断,也是北宋灭亡的一个重要原因。

  以道德而论,司马光约束的是自己,却没有影响到其他人,范仲淹却影响了一大批人,同时期的欧阳修,之后的苏轼等,都受到范仲淹的影响。他的名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也是中国士大夫的一个精神追求。以此来看,我认为范仲淹才是真的道德楷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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