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惟庸党案”被株连那么多,胡惟庸到底冤枉吗?

  “胡惟庸党案”,是明初四大案之一。前后株连达十余年之久,诛杀了三万余人。被杀的三万人中,肯定含有被冤杀的。

  毕竟,对统治者来说,在对待谋反大案上,大多会抱着“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个”的滥杀思想。但是,案中首要人物胡惟庸到底冤不冤呢?

  我们可以通过史实来作出判断。胡惟庸是濠州定远(今属安徽)人,早年曾在元朝政府做过小官,于龙凤元年(1355年)到和州投奔朱元璋,成为了大明王朝的开国功臣。

  注意,胡惟庸的籍贯——濠州定远(今属安徽),朱元璋打天下时赖以依靠的淮西勋贵集团的首脑人物李善长,也是濠州定远(今属安徽)人。胡惟庸本人是很有才干的,这一点,不用怀疑。

  但胡惟庸的官场品质不是很好,比如说,投机、钻营、结党谋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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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惟庸投奔朱元璋之初,只是担任帅府奏差、宁国主簿、知县、吉安通判之类小官职,也没多少机会接触朱元璋。

  所以,当他知道朱元璋座前红人李善长是自己的同乡后,立刻把李善长当成了自己在官场升迁的起跳板。

  他于吴元年(1367年)给时为左相国的李善长孝敬了三百两黄金,顺利攀附上了李善长,并结下了“深厚”交情。

  胡惟庸作为一个地方官员,薪水有限,这三百两黄金肯定是刮取自民脂民膏,里面不知饱含了多少民间苦难的泪水和无言的控诉。

  胡惟庸不管,凭这三百两黄金,他在这一年得到了李善长的荐举,被召为太常少卿,进本寺卿,华丽转身,成为了一名中央机构的官员。

  来到朱元璋身边,胡惟庸自觉奋进,处处小心谨慎,步步博取朱元璋的欢心,大获朱元璋好感,于洪武三年(1370年),拜中书省参知政事。

  当然,胡惟庸也没有放弃李善长这棵大树,他设法将自己的侄女嫁给李善长的侄子李佑,,和李善长结成了亲戚。

  洪武四年(1371年)正月,李善长因病退休,朱元璋准备以山西阳曲人、御史中丞杨宪为相。

  胡惟庸心急火燎地对李善长说:“杨宪为相,我等淮人不得为大官矣。”

  于是,在李善长的斡旋下,出任右丞相的是汪广洋,而胡惟庸为右丞。

  洪武六年(1373年)七月,李善长从中操作,汪广洋被贬为广东行省参政,胡惟庸先以右丞身份独专中书省事,于当年七月正式升任右丞相,洪武十年(1377年)九月进左丞相,位居百官之首。

  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势,胡惟庸开始拉帮结派、打击异己了。

  胡惟庸除了拥有李善长这个大同乡外,还有另一个名气同样大的大同乡——徐达。

  他多次试图结好徐达。

  但徐达鄙薄他的为人,未予理睬。

  俗话说,君子可以结怨,小人不可开罪。

  胡惟庸因此恨上了徐达,派人贿赂徐达的守门人福寿,想设计陷害徐达。

  哪料,福寿是个正直的人,不但不接受贿赂,反而向徐达揭发了此事。

  徐达因此提醒和告诫朱元璋,说胡惟庸此人不可以托以重任,托重任必定会坏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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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惟庸虽然拉拢不到徐达,但并不妨碍他拉拢其他淮西官员。

  在他的“拉起一片,打倒一片”的操作下,淮西勋贵集团良莠不齐,但比李善长时代更加壮大。

  说起来,胡惟庸在很多次拉乡党过程中,直接就是在和朱元璋作对。

  比如,有些淮西武将违法乱纪,受到朱元璋的惩处,胡惟庸却走曲线路线,将他们升迁,结为死党。

  其中的濠州人、吉安侯陆仲亨自陕西返回京城,擅用驿马。朱元璋责骂他说:“中原在战乱之后,人民刚刚复业,驿站户买马非常艰难。如果大家都像你这样,人民就是将子女全部卖掉,也不能供给。”责令他到代县捕盗贼。

  五河人、平凉侯费聚奉命抚治苏州军民,沉溺酒色,朱元璋大怒,责令他往西北去招降蒙古部落。

  这样的两个不法之徒,胡惟庸却主动向他们示好,将他们招致麾下。即使是非淮西籍的臣僚,只要有利于己,胡惟庸也设法把他们拉入自己的阵营。

  高邮人汪广洋在胡惟庸升为左丞相的同时,也恢复了右丞相的官职,位居胡惟庸之下。胡惟庸对他非常重视,极力拉拢,最终结为同党。

  湖广茶陵人陈宁,主动依附胡惟庸,得升御史中丞,后升任右御史大夫、左御史大夫,成为了胡党核心骨干。同在御史台共事的中丞涂节,就是被陈宁拉入伙的。

  对于不肯附己的非淮西人,胡惟庸则极力加以排挤和打击。

  江西金溪人吴伯宗洪武四年廷试第一,中进士,朱元璋特赐袍笏,授礼部员外郎。胡惟庸对他拉拢不得,便找借口将之谪居凤阳。胡惟庸的政治党派日益壮大,就越加骄横跋扈了。

  他擅自决定官员人等的生杀升降,先于朱元璋之前阅内外诸司奏章,凡对己不利者,辄匿不上报。各地喜好钻营、热衷仕进之徒与功臣武夫失职者,争走其门,馈送金帛、名马、玩物不可胜数。

  不用说,胡惟庸行为已经突破了当时礼法制度的底线。本来,朱元璋也有着浓厚的乡土观念,他主要依靠淮西将臣打下了江山,还想依靠淮西将臣治天下。但是,理政日久,他的观念发生了转变,觉得治天下还须用天下人,开始从倚重淮西乡党逐步转向任用五湖四海之能士。

  另外,朱元璋从元亡的教训中,深感臣下权力太大,会导致元末“宰相专权”、“臣操威福”的局面重演,于是思谋改革国家机构,以便扩张皇权,强化专制集权。

  洪武九年六月开始,朱元璋就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限制和削弱中书省的权力。当年闰九月,令取消中书省的平章政事和参知政事。十一年三月,又下令地方奏事不用经过中书省,彻底切断中书省与中央六部和地方诸司的联系,使中书省变成一个空架子。

  不难看出,下一步便是撤销中书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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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理说,在“家天下”时代,整个大明王朝都是属于朱元璋的,朱元璋爱这么玩那也无可厚非。但胡惟庸接受不了。胡惟庸认为,一旦中书省被撤销,丞相的官职也将被废除,则自己苦心经营的一切也就都将尽付东流。

  这种情况下,他开始与御史大夫陈宁、中丞涂节等人密谋造反。他除了让陆仲亨、费聚在外地召集军马等候命令,还让都督毛骧密结亡命之徒。问题最严重的是,他还陈宁一起将大都督府掌管的军队册籍弄到中书省查阅,为调动军队做准备。但是,胡惟庸的阴谋在紧锣密鼓的过程中出了差漏:洪武十二年九月,占城使臣阳须文旦入明朝贡,中书省未及时引见,被值门内使告发。朱元璋通过查处此事,发现了胡惟庸谋反阴谋,于是大兴党狱,将之一网打尽,加强了君主专制的中央集权。

  可以说,胡惟庸党案是明初皇权与相权矛盾冲突的产物,不论是朱元璋还是张元璋、李元璋,对于胡惟庸党伙,都只能是杀无赦,而不可能别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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