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安二十二年的瘟疫,对建安文产生了什么影响?

  下面由为什么小编给大家带来建安二十二年的故事,感兴趣的小伙伴。

  建安,是汉献帝的第三个年号,从公元196年到220年。建安年间的文学发展独具特色,诗词成果斐然,这段时间也被后人称为建安文学时期。

  但是在建安二十二年,一场瘟疫,不仅让很多人感染而亡,更是让建安文学进入了低谷。曹植曾描述这场瘟疫为,“疠气流行,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

  建安七子中的王粲、徐干、陈琳、应玚、刘桢,五人先后在瘟疫中丧生,他们病逝时大多处于30、40岁的壮年时期。如果没有这场瘟疫,建安文学或许还可以再繁荣发展、不仅如此,瘟疫也对当时整个文学创作环境带来了很大的改变。

  邺下文人集团的解体,昔日游宴已成历史

  邺下时期曹丕、曹植与诸子经常喜欢游宴赋诗。他们述恩荣,叙酣晏,置酒乐饮,赋诗称寿。很多时候,人们会把建安时期的邺下之游,看作是我国历史上文人集会游乐创作活动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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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想象,当一大批文人聚在一起,游宴时,一定是灵感迸发、才思泉涌的时刻。景与情得到了完美的融合。伴随着游宴,建安诸子也留下了诸多的游宴诗。这些诗词也成为了这一时刻的最好写照。

  建安文人的游宴诗,或歌颂宴游盛况,或表达心中苦闷。但是,无论是畅快还是郁闷,他们总会直抒胸臆,随性洒脱,或景中含情,或以景衬情,遣词造句,很讲究文采。

  然而,随着以王粲为首的建安五子的去世,邺下文人集团彻底解体,昔日的聚会已经成为往事,不可重现。留给曾经一同参与游宴的,现在只剩下了曹丕等人,留给他们的也只有回忆与悲伤了。

  昔年疾疫,徐、陈、应、刘,一时俱逝,痛可言邪!昔日游处,行则连舆,止则接席,何曾须臾相失!——《与吴质书》曹丕呜呼哀哉!皇穹神察,哲人是恃。歼我吉士。谁谓不庸,早世即冥。谁谓不伤,华繁中零。——《王仲宣诔》曹植

  抹不掉的悲伤,文学作品裹上感伤色彩

  曹丕、曹植与建安五子的关系甚为密切。建安诸子的去世对他们来说也是一个沉痛的打击。曹丕、曹植都先后做了追悼文,文中表达了他们的悲伤和感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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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尤其是曹丕,他把建安诸子视为自己亲近的朋友。此刻的悲伤从另一个层面也反映出来昔日他们感情至深,游宴之尽兴,也足见曹丕对王粲等人等感情。

  也是从这一时期开始,曹丕、曹植为代表的文人作品中,多了一份感伤。虽然说,汉代本身就是一个战争频仍、灾异不断的朝代,但是此刻身边最亲的朋友被瘟疫带走,无疑戳中了文人心中最脆弱的情感。

  曹丕时代的感伤文学也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曾经有人对曹丕诗词中的关键字进行过统计,其中“忧”“哀”“苦”都是高频词。如果说曹丕本人就带有几分悲情的话,那么建安二十二年瘟疫,让他心中的哀伤与悲情变得更多了。

  游仙文学发展,探索逍遥的人生观

  建安二十二年的瘟疫,也直接导致文学创作风格的转变。如果说在这之前,建安文学以洒脱风格为主,那么此后,文人们更多地探索着更为逍遥、自由的游仙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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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说,在曹魏之前已经有游仙之诗,但是大规模的发展则是经过曹氏父子,尤其是在曹丕、曹植等人的创作后,游仙诗已然成为一种重要的文学体裁。

  而且伴随着建安五子相继被瘟疫夺取了性命,当时的士人依靠文学入仕的机会也在缩小。更多的士人,已经无意再去创作诗词,魏晋时期文学繁荣的景象也变得暗淡。虽然在那个时候,文学创作是一种自觉行为,但是士人还是有更多的抱负和理想,像司马相如拜中郎将,王粲受到曹操重用而官拜侍中。

  然而,随着王粲的病逝,以文学作为入仕的榜样过早消失,徐干、应玚、刘桢、陈琳相继病逝让使文学之士的影响力大大的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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