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探索:安史之乱的真正祸根是什么?

  突然发生的“安史之乱”,使大唐王朝瞬息间由盛转衰,那么安史之乱的真正祸根是什么?感兴趣的网友们和为什么小编一起来看看吧!

  选官制“重内轻外”

  唐代重内轻外的选官制度和理念,使官僚集团内部产生严重分裂。唐代官员总额为18805,其中内官(中央机关官员含首都长安地方官)2620,占总额14%;外郡县(除首都长安以外的地方官)16185员,占总额86%。官员进京任职感觉是一步登天,然而这毕竟是少数,广大地方官员总感觉自己是被朝廷贬官、打入另册,甚至有被抛弃的心理。这种怨恨就使他们与朝廷相对立,潜意识中认为,如果天下发生动乱,他们才能有出头之日,这成为日后动荡的乱源。

  唐玄宗开元二年正月,可能已经发现开国以来选官“重内轻外”政策弊端的玄宗皇帝颁布诏令,选拔京官中有才识的任命为地方军政长官都督、刺史,同时地方军政长官都督、刺史有政绩卓著者任命为京官,这样使得官员朝廷到地方,地方到朝廷,双向流动,并且今后要成为一项长期实行的政策。但此举仅成一纸空文。事实上,在开元二十四年,宰相李林甫为了蔽塞玄宗视听,达到独揽大权的目的,公开召集全体谏官训话:“今明主在上,群臣将顺之不暇,乌用多言!诸君不见立仗马乎?食三品料,一鸣辄斥去,悔之何及!”谁知有位叫杜璡的补阙还上书言事,第二天就被“黜为下邽令”。从品级上看他明显是晋升官职,因为补阙一职是武则天垂拱元年置,秩从七品上,职责为对皇帝进行规谏及举荐人才。下邽按当时标准是上县,而当时上县之令为从六品。可见,在朝廷和官员心中,出京即使升官晋职也是贬黜。

  《资治通鉴》更有一个精彩的事例:开元四年,朝廷任命尚书右丞(尚书省长官尚书令虚设,此职为实际长官尚书仆射的副手,正四品)倪若水为汴州刺史兼河南采访使。唐玄宗此举的目的是想以此来加重地方大员都督、刺史的威望,所以才选拔京官之中如此有才望的人出任,但是官场上还是很轻视出京外任,并且羡慕外官改任京官。正好,扬州采访使班景倩进京将任大理少卿(正四品),过开封,作为当地长官的倪若水为进京赴任的班景倩设宴接风洗尘。宴会结束后,班景倩神采飞扬地离去,倪若水却呆若木鸡地站立在原地,远望着班景倩的行尘,若有所思,很长时间才转过身来,对部属官员说:“班生此行,何异登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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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府兵制布局失衡

  府兵泛指军府统领的兵士,是唐前期军队的主体。唐高祖武德二年,开始恢复府兵组织,唐太宗贞观十年,太宗整顿府兵制,军府更名为折冲府。全国折冲府最多时有633个,其中关内道261个,占全国总府数40%以上,关内、河东、河南三道设府最多,占折冲府总数的78%,可见唐朝在兵力布置上一直秉持着“以内驭外”、“以重驭轻”的原则。

  此制度设计的偏颇和后来执行过程的偏差日益显现。开元年间,营州不过5317户、18521人,却设置两府,平均9口就有1人为府兵;魏州151596户,1109873人,设18府,以每府1200人计,56口中才有一人是府兵。整个江南道只设2军府,全道有兵不过4800人,而且军府所在地皆非大州,甚至有多州无府,如越州、潭州、温州、福州等大州未设一府。

  开元天宝间,天下四边,共十节度经略使,兵力共486900人,而安禄山身兼三镇,握18万雄兵。从兵力分布上已经出现了“外重内轻”,并且“外重”之势严重,一将之兵已经超过朝廷。大乱之祸已现端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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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募兵制埋下隐患

  开元年间,对外战争需要以优厚待遇招募训练有素、装备精良、经验丰富的职业化兵员,唐朝也具备以募兵代替府兵的经济实力。募兵制因此而兴起。朝廷原想利用募兵制来解决前期府兵制的问题,可是不仅府兵制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募兵制所产生的新问题反而最终颠覆了大唐。

  蓄谋反叛的藩将开始全面准备,终将藩镇沦为节度使的“独立王国”。心怀异志的节度使首先扩充自己实力,制造民族矛盾。安禄山假借朝廷招抚名义,竟然私自诱杀辖内各部族酋长。得手后,一方面自己以酋长们的人头到朝廷邀功请赏,另一方面在少数民族民众中散布朝廷杀害酋长的谣言,以此嫁祸于朝廷。

  反叛前一年即天宝十三年,身兼三镇的安禄山在同罗、奚、契丹和杂种胡中挑选了精兵,组成精锐之师号称“曳落河”(突厥语“壮士”)。安禄山还突击提拔各层级的将官。首先提拔长期生活在边地的奚、契丹、昭武九姓和同罗等少数民族将军500人、中郎将2000人。反叛当年即天宝14年,又任命32名胡将替汉人做大将,史称“藩将代汉”。由此,安禄山拥有了唐中央政府权力的非常之二三,并且在三镇之内征伐自专。

  实行募兵制后,当兵成为一种职业,兵员和将领之间容易形成私人隶属关系,而军队则变成节度使的私人武装。府兵制废止后,各边镇招兵买马,扩充军队,而中央军日益削弱并减少,唐朝总体军力由“内重外轻”转变为“外重内轻”。

  此外,唐朝前期,边将都用忠诚厚道的名臣,不久任、不遥领、不兼统,而且功名卓著的一般都入朝为宰相,以致出将入相,防止形成尾大不掉之势。天宝以来,奸相李林甫杜绝边将入相之路,并主张启用藩将,安禄山之流如鱼得水。

  代宗大历8年,魏博节度使田承嗣为安、史父子立祠堂,竟然公开将四个叛乱元凶赞为“四圣”。穆宗长庆元年,张弘靖为范阳节度使,上任伊始初入幽州,还不知当地风土人情。因他对安史之乱深恶痛绝,就想改变当地旧俗,把安禄山墓给掘开,毁坏棺柩,这一举措居然引发了兵民哗变。而此时距乱发已经66年了,可见叛将当日如何骗得民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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