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隐公是个仁义的君主,为什么后世对他评价却不好呢?

  鲁隐公(前七二二年—前七一二年在位),姬姓,名息。鲁国第十三代国君。鲁惠公之子。

  鲁国首任国君伯禽是当年定立周朝规章礼仪的周公旦的长子,所以鲁国一向被认为是与周王室最亲且最有地位的诸侯国。是所有诸侯国中保留周礼最完整的”礼仪之邦“,鲁国的国史也是最完备的。正因如此,这片土地终能产生孔子这样的旷世奇才,并根据鲁国国史改编成为流传千古的《春秋》经文。鲁隐公出名的最大原因就是因为:孔子所作之《春秋》起鲁隐公元年(前七二二年)。由于《春秋》以鲁国国史为基础而编,故当时的国际大事都是以鲁国纪年来记录的。鲁隐公也因为其纪年年号常被提及而出名了。

  虽然《春秋》始于隐公元年,但隐公在位的十一年间,《春秋》里真正记录隐公的事迹却很少,大部份时候,隐公不过是一个编年史的代号而已。

  鲁隐公,是鲁惠公的庶长子。按周朝的传统礼法,立嫡不立庶,立长不立贤。只因惠公死时太子姬允(即后来的桓公)还太小,于是隐公上台执政,却不是正式继承侯位,而是摄政,意思是等太子成人之后,就要把政权还给太子。

  关于鲁隐公即位时的年纪以及当时太子姬允的年纪,史书没有明确记载。但根据鲁隐公二年,将长女伯姬嫁给纪国国君来看,即位时的年龄应该在三十五至四十岁左右。而从鲁桓公三年迎娶文姜来看,太子姬允当时的年纪应该在六、七岁的样子。

  应该说,鲁隐公是个老实厚道的人。他摄政十一年,初时,多次拒绝参与郑、卫、宋、陈等几个诸侯国的恩怨报复。使鲁国在周边的一片混战中保持了难得的和平。而且他也算比较遵从礼法,虽然摄政了十几年,却并没有侵吞太子政权的意思。

  隐公朝一共十一年。这段时间国际局势的纷争,主要发生在郑国、宋国和大周政府。而鲁国与其他大国的关系都比较和平。鲁惠公晚年时,鲁曾与宋战。隐公即位后,立刻与宋国和好,恢复了传统的盟好关系。鲁隐公六年,又与新兴的郑国修好。在中原大国宋国和郑国的争斗中,鲁国一直保持中立。直到鲁隐公九年,因为宋国的外交失误,鲁国才开始倾向于郑国。

  鲁隐公时期,鲁国与周边的小国的关系也是比较和睦的。隐公即位之初,就和邾国签订盟约。隐公二年将女儿嫁给纪国国君。隐公八年,和莒国会盟于浮来。隐公十一年,滕国,薛国国君来朝,还对应该谁先参拜鲁君的问题发生争执,最后靠鲁隐公居中调解才罢。这些都反映了鲁隐公在睦邻友好的对外关系上,他宽厚的人格为鲁国人民赢得了安静与和平。

  隐公三年,”中央政府“的周平王死了。隐公没有奔丧,虽然可以解释为隐公跟从父辈的决定,不承认这个失德的中央政府的立场。但毕竟平王当政已经五十一年,无论当初甚么手段继位,应该算是一个稳定的中央政府了。隐公不去奔丧,国际舆论自然说他是目中无君。他的国际威望也受到了一定的影响。

  隐公五年,这一年隐公做了两件让臣子们轻蔑的事儿。一件是这年春天,隐公又不顾大夫臧僖伯苦口婆心的劝阻,大老远的非要跑到边境棠地(近宋鲁边界)去看渔民捕鱼。按当时礼法,打鱼是贱业,身为诸侯王去看这个热闹,实在是大大的掉价儿,”非礼也“。何况还是不远万里跑到边境去看热闹,所以《春秋》曰:”公矢鱼于棠“,有讥讽之意。就是隐公矢志不渝的坚决要到棠地去看老百姓打渔摸虾。大有隐公约等于渔民之意。

  另一件事儿是这年的秋天,隐公主持了鲁太子生母陵寝的落成典礼,典礼上跳了个六佾之舞(执羽的舞者八人一列为一佾,六佾就是六列),按礼法,第一,隐公只是摄政,鲁太子亲娘不是他的娘,他不该主持这个典礼。第二,这个舞跳得也不对,天子八佾,三公六佾,诸侯四佾,士大夫二佾,隐公身为诸侯却搞了个六佾,就是谮礼。因此《春秋》里记录”初献六羽,始为六佾“,这个”初“和”始“两个字都是讥讽隐公带头开始不守规矩。从此,鲁国开始礼崩乐坏,到后来连鲁国的大臣都敢在自家院子里跳八佾之舞了。

  虽然六佾之舞违反礼法,但总体上说,隐公还是非常尊从传统礼法的,尤其是在鲁国这样一个非常重视传统的国家。比如,隐公三年,其生母声子死了,隐公虽然已经是国君,但仍然以庶母之礼葬之,远比不上惠公的嫡妻仲子去世时的排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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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隐公因为做了这两件让臣民瞧不起的事,再加上自身的懦弱,声望如江河日下,对国家的约束力就越来越不行了。

  隐公虽然摄政了十一年,却并没有侵吞太子政权的意思,而隐公之死也正坏在这个无心侵权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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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一年冬,鲁大夫羽父(即公子姬挥)自作聪明地跟隐公商量:”太子已经长大啦,我帮你把太子干掉,事成之后,你提升我为首相怎么样?“隐公一听这个犯上做乱的点子,吓了一跳,马上说:”我在乡下早已盖好养老的宅子了,现在太子长大了,我也老了,正准备告老还乡呢。“

  隐公此答到底是真的无心犯上,还是担心羽父是太子的间谍,我们不得而知。反正羽父本来是一脑门子热情地来献殷勤的,听隐公这么一答,吓得屁滚尿流。心里说:”好家伙,这姬息老头子要是真让位给太子,太子知道我曾出过这么一个馊主意,还不要了我的狗命?先下手为强吧。“

  羽父调头跑到太子那儿说:”太子啊,你哥哥当皇上十几年啦,已经当上瘾了,不但不想交权,还打算害死你呢。“太子一听,也吓得不轻。羽父于是又自告奋勇:”只要你答应上台之后许我个首相,我就替你把你哥哥除掉。“

  太子一听何乐而不为?可巧隐公没当政时,曾被郑国俘虏,贿赂了郑国大夫尹氏才得以脱身,所以隐公把尹氏的家神供一座园子里,时不常地去祭拜一下,祭拜完就住在附近大臣蒍氏家里。羽父就趁隐公去祭拜时把隐公给杀了,并嫁祸给蒍氏,继而灭蒍氏家族以灭口。

  隐公的死,在《春秋》里只有平淡的一句”冬,十有一月壬辰,公薨“,没有人能看出他其实是被弑。

  而在《史记》中:”挥使人弑隐公于蒍氏,而立子允为君,是为桓公。“鲁隐公确实是被人谋杀了。俗话说:”历史是惊人的相似。“十八年后,桓公也和他的哥哥隐公一样,被人夺妻弑命,死的和隐公一样凄惨。

  按照古时候《谥法》:”不屍其位曰隐“。基本反映了后世对鲁隐公的评价:执政平庸,但没有野心。

  鲁隐公的一生,虽没能够使鲁国强大起来,但他能够从国泰民安,养民生息的战略思想出发,不劳民不扩张,几十年举国无战事。在列国争雄战火连绵的漩涡之中,鲁隐公能率领臣民,游离事外,独善其国,确实是位难能可贵、仁义恤民的君王。

  不过鲁隐公没有大过失却不得善终,后世评价除了苛责桓公,笔伐羽父外,基本都认为他是咎由自取。清?高士奇的批评尤其锋利中肯(见《左传纪事本末》卷五)。他认为:鲁隐公之失,不在于让位,而在于让位之道考虑不周。惠公去世时,太子姬允已经六、七岁了。隐公此时之上策应该是学其祖宗周公辅佐成王之故事,”抱负以临群臣,听国政“。这样,自己代理国相,行摄政之事就名正言顺了,以后想归政于太子也比较容易。即使有奸人想从中挑拨,也难以找到藉口。而现在,隐公成了事实上的国君,不管国人、大臣还是国际舆论,都得承认这个事实,并且不知道他对太子的真实打算。虽然他有退隐的准备,但仍不足以安抚太子的不安,也不足以杜绝羽父之流的野心家的阴谋。所以,隐公有心让位,或有其事。但贪恋权位,犹豫不决,则是祸根。加上自己驾驭政治的能力本身就不足,不但不知如何约束下属,更不知如何保护自己,处于政治漩涡中心的他最终沉没也就理所当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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