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商业的起起伏伏!皇权带头对商业的权力剥削!

  今天为什么小编就给大家带来明朝商业的起起伏伏!希望能对大家有所帮助。

  自明武宗正德带头与民争利开始,利用“权力垄断”的形式,除了用皇店(村)、官店、藩店、绅店等杀入商业领域外,明廷对商业剥削最大的祸害就是权力剥削。

  皇权带头的权力剥削

  明代悬在商人的头上有四把大刀:赋役、官府官吏的横征暴敛、地痞流氓、权力剥削。

  前两者对于整个商业集团有着致命风险。例如嘉靖年间就因为上述两大问题,造成商业凋敝。例如赋役中的役。皇帝本人的奢侈消费,大兴土木造成巨大浪费,最终连朝臣都无法忍受。

  嘉靖十九年(1540年)工部尚书温仁和上疏:仅宫、殿、宇、坛、厨库、陵、碑等就花了将近635万两白银。修缮其做藩王时的住所也耗费了170多万两。为了修建宫殿庙宇,皇帝您还命令从四川运木头、天水山运石头,而取材、运输,皇帝则一分钱不掏;瓦则由苏、松、常、镇、天等地供给;结果造成天下窑工、木工、瓦工等纷纷逃户。

  就连嘉靖都承认自己的做法是全都靠百姓。上行下效下,皇帝如此,皇亲国戚们自然也纷纷效仿。各地藩王又居其一

  以沙市繁荣为例:徐学谟抗命

  嘉靖四十年十二月的某一天,荆州知府徐学谟一脸怒气地看着一个人。“长史大人,千岁的命令恕在下决不从命!”

  对面那人冷冷一笑:“徐大人,这可是景王千岁的命令,你要知道这也是万岁的旨意!”

  “哈哈哈,我既然是朝廷命官,百姓们也常说官为百姓父母,我这个‘父母官’绝不能看着百姓的利益受到侵害而不闻不问。你们想让我丈量土地、上交户口,下官恕难从命!”

  那人一听,先是很惊奇,其后厉声喝道:“徐学谟!你不要命了吗?”

  “我这样做也是为了大明江山,我主圣明,定然会理解我的心意。如果一时因爱子受到蒙蔽,怪罪我徐学谟。为了万千百姓,不要说徐某的一身锦衣,就是丢了性命,我也心甘情愿。长史大人,请你速离此处,徐某恕不奉陪!”徐学谟冷冷地说道。话既然挑明白了,怕也无用。

  长史见状冷冷一笑,悻悻地离开了知府衙门。

  徐学谟见景王的长史离开,连忙叫来府中书记,命他速速将此事上报给湖广巡抚、布政司、按察司三衙门的长官,请他们迅速上报中央请求对景王的行为予以制止。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儿呢?

  原来,隆庆皇帝朱载垕并不受嘉靖皇帝的宠爱,嘉靖非常喜欢自己的爱子景王朱载训。当时的裕王朱载垕受到了绝大部分大臣的拥护,太子的地位才没有被动摇。

  为此,皇帝与大臣们在这个问题上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嘉靖以拒不上朝、拒不批改非紧急的奏章、拒绝接见反对派官员的“三不政策”予以对抗,但最终还是大臣们胜利了。

  为了安抚自己的爱子,皇帝赏赐了大量田产。可贪欲之心是无止境的,景王看到荆州府江陵县的沙市镇地处长江边,是商船停泊的好地方。这个地方经济繁荣,往来贸易频繁,可以收取巨额商业税,为此便向嘉靖请求把沙市镇割给自己作为封邑。

  刚一接到皇帝“同意”的圣旨,他就派人前往荆州丈量土地、清点店铺和人口,结果遇到了一位敢于为民做主的好官。

  沙市的繁荣与衰败

  当然,毕竟皇帝同意了,为了皇帝的面子,徐学谟最终不得不提出一个折中方案:每年送给景王府五百两银作为“损失”的补偿。

  其后,湖广巡抚张雨再次与徐学谟发生冲突,原因是为了讨好景王及背后的皇帝,张雨要求将这一数字提高到2000两。徐学谟同样给予了拒绝。

  其后,朱载训及其湖南、湖北的其他官员继续向沙市镇伸手,理由嘛多得很,个个冠冕堂皇,但都掩盖不了实质:贪图沙市的商业繁荣,想从中央政府税收中分一杯羹。

  可他们遇到了一位不怕丢官的好官,徐学谟坚持到了他任荆州知府的最后一天。所幸的是,他的后任官员也还公正廉洁,沙市的繁荣得以继续保持。

  但情况到了万历年间发生了变化,沙市逐渐凋敝了。不单单是沙市,全国的商业都陷入了衰落中。因为税负太重了,贪官特别是宦官为害地方的事情太多了。因此,万历皇帝便被人们称为“万税”。

  当然,也有人从后来的“万历三大征”的部分钱款出自内帑为由,为万历皇帝的行为做辩解。但问题是,即使“三大征”获得了胜利,也难以洗脱万历皇帝好财的恶名。其中之一就是“白条”问题。

  嘉万时期的白条

  嘉靖、万历两个时期,各种“白条”满天飞。“白条”被称为商欠。各地政府例如募兵、徭役、建造府衙府库、修建交通基础设施等,自然会产生各种费用,最简单的就是粮草费用。在这种情况下,地方政府往往给予“打白条”。

  “白条”上虽然也有规定还款日期的,但到了期无论商家还是其他百姓,又有谁敢跟他们要债呢?所以,这些“白条”就成了“死账”。

  也不能说朝廷官员绝无好人,至少在“白条”问题上还是有一些为民请命的官员的。例如,在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闰十一月,北京各草料商因为“白条”破产逃亡者不在少数,吏科给事中杨巍、锦衣卫都督陆炳等人就要求:在还款的同时,还要对因为“白条”问题造成贫困债务中的百姓进行帮助。

  尽管嘉靖皇帝对此给予了批示,并要求政府机构迅速解决;但问题是,嘉靖说完了就完了,从来不去进行“后续跟踪”。最终,嘉靖皇帝有了“善于赖账”的名声。有些可能是他成心赖账,有些则很可能是监督执行不利造成的。

  到了嘉靖四十二年(1563年)三月,仅宣府这个边疆重镇的“白条”就欠银几十万两。巡抚赵孔昭在紧急奏章中,请求户部应急的钱粮就有:刍粮欠款19.109万两,商业“白条”20多万两;“椿朋修墩”欠银3900多两,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结果,这些欠款仍然欠着,只不过因为几个重要人物的出现,这种事情才时而严重时而轻微,总之吧,明代的商业就像过山车一样,上下起伏着,主要就是看当政者。

  在明代,商人阶层首先要感谢的官员并非是张居正而是他的死对头、著名的首辅兼改革家高拱。

  隆庆三年(1569年)十二月,高拱第二次进入内阁,三个月后,他就上了专门解决“白条”问题的《议处商人钱法以苏京邑民困疏》。隆庆皇帝看到这篇奏疏之后非常吃惊。自此,对于商人的压榨才有所减轻。

  商业发展也迎来了自己的春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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