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名将邓艾之死的背后蕴含了什么道理?

  三国名将邓艾之死的背后蕴含了什么道理?下面为什么小编为大家带来详细的文章介绍。

  邓艾之死,与其说是一个历史问题,不如说是个职场课题:面对猜忌心严重的上级,如果只想着把事情做好,而不惜违背基本的权力规则,大概率会被整得很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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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便于理解,先讲个身边的例子。

  多年前,笔者有个朋友,是一个国企的部门经理,上面的直接领导是总监,再往上是副总经理、总经理。

  某一年,这个总监因病休假,在副总经理的支持下,当年的公司项目由我这个朋友接手。没想到的是,当年的项目成果大大超过了往年;至于原因,其实大多是行业形势的加持,也有些偶然运气成分,我朋友所起的作用其实并不大,他只是恰好处在那个位置上。但我这个朋友当时年轻啊,认为自己能力相当不错,言语之间颇为自得。

  现实很残酷。没多久总监归来,对我这个朋友痛下杀手,想方设法地架空、边缘化,甚至还另外扶植了一个同事升为经理。由于该总监与总经理关系密切,副总经理为了稳定也装聋作哑,我那位朋友最终成了炮灰,黯然离职。

  为什么一个立下功劳的员工,不仅没被提拔、甚至因此招祸?这就是现实版的功高震主。

  在一些体系下,相对于集体的得失,某些领导者更在意的是自己的权利得到保障。遵照这种逻辑,如果下属取得了一项显著成绩、但这位领导却没有在其中占据主要角色,那他/她一定会对相应的下属痛下杀手。基本上是成绩越大,下手越狠、整得越惨。

  所以我们经常会注意到一种微妙的现象,在许多企业中,一些人做出了成绩,首先会感谢领导,诸如“在XX领导的指导与关怀下、得益于XX总的大力支持与领导”等等。实际上,这里所提到的领导也许压根没参与此事。这不是腹黑,只是针对现实的人性所作的自我保护性妥协。

  而作为灭蜀的头号功臣,邓艾却惨遭杀害,就是因为没有妥协。

  公元263年8月,司马昭在洛阳犒赏三军,整队誓师,下令进攻蜀汉。将军邓敦只是提了一嘴“时机未到”,就被司马昭杀头示众。

  司马昭之所以这么决绝,其实有自己的“苦衷”:

  首先,在公元260年,他的手下贾充带人当众杀了不听话的皇帝曹髦,开创了历史的先河。纵然司马家族权势滔天,也架不住士大夫的口诛笔伐、堵不住天下人的悠悠众口。为了有所表示,司马昭拒绝了期待许久的“相国,封晋公,加九锡”的待遇;

  其次,近年来姜维屡屡北伐,虽然基本没什么拿得出手的成果,但曹魏也不得不多次兴师动众、疲于应对。司马昭对此非常不满,他怕有人指责自己治国无能、无法威慑敌国。为此,他甚至寻思着派人前去刺杀姜维,就像当年暗杀费祎一样。

  在从事中郎荀勖的建议下,司马昭找到了一个彻底扭转人心、提升自己权威的好办法:灭蜀。说到底,当时的他还是曹魏的人臣,想要更进一步,名正言顺地加九锡、封晋王,有什么比灭掉敌对政权来得有效呢?

  所以我们可以明确一个基本的规则:灭蜀这一成就,只能是司马昭的;只有创造历任曹魏皇帝梦寐以求的辉煌壮举,他才能从法理上将曹魏扫进历史的角落。

  凭借压倒性的兵力与国力优势,曹魏灭蜀按理说问题不大。所以,剧本应该是这样的:遵从大将军、大都督、录尚书司马昭的批示与指导,钟会、邓艾、诸葛绪、卫瓘等人各司其职、按部就班,圆满完成了组织交予的任务;这个功劳是全体将士的,但说到底还是有赖于领导司马昭领导有方、决定正确、支持到位。顺理成章地,司马昭权威再上新台阶,篡魏不在话下。

  然而,邓艾却没按这个剧本来。

  其实开战以后,在各路魏军的配合协作下,姜维率领的蜀汉主力形势极为不利,屡屡落败的情况下只能退守剑阁。鉴于当时的蜀汉朝廷黄皓弄权、政治腐败,姜维得不到有力支持,钟会的主力获胜只是时间问题。因此,由于各路魏军捷报频传,到了十月,司马昭已成功地被封晋公、加九锡,距离目标仅有一步之遥。

  但谁也没料到,到了11月,邓艾的偏师竟然从小道插入蜀汉腹地,杀死诸葛瞻、逼迫刘禅投降。一时间,风头全部转移到这位一线将领身上了。

  原本这样问题也不大,得到蜀汉投降的消息后,曹奂识相地正式任命司马昭以相国身份统摄朝政,进一步合法合规地交出了政权。司马昭的目的基本达到,如果前线的将领有一丁点儿眼力劲,结局极有可能是皆大欢喜的。

  但接下来,邓艾的一步步举动,却让司马昭非常不愉快。

  首先,进入成都后,邓艾“依邓禹故事,承制拜禅行骠骑将军,太子奉车、诸王驸马都尉。蜀群司各随高下拜为王官,或领艾官属”。也就是说,他模仿当初东汉大将邓禹的惯用做法,授予刘禅行骠骑将军、太子为奉车都尉、诸王为驸马都尉,其他官员要么被任命为曹魏官员,要么出任邓艾部属。

  随后,他又上书司马昭,表示自己对下一步的动作已经形成了初步规划,比如留下陇右兵二万人、蜀兵二万人在蜀地煮盐炼铁,以备军需;反对将刘禅送往洛阳,而是封为扶风王、安置在扶风郡,以招降东吴孙休......

  司马昭的回应是这样:任命邓艾为太尉,增加食邑两万户(任命钟会为司徒,增加食邑一万户)。同时密令卫瓘提醒邓艾:“以后诸事必须先汇报,不得擅自做主。”

  由此可见,之前邓艾在成都的一系列安排,都是他自己的主意。同时,司马昭给予他三公之职、二万户的爵邑(当初司马懿辅政曹芳,也只是一万户),其实也是明确告诉他:你的荣誉已经到顶了,如果再按照你的规划安排刘禅、对付东吴,还能有什么更高的奖励给你?

  可惜的是,邓艾已经被自己的辉煌成就冲昏了头。面对卫瓘的提醒,他不仅不听从,甚至当面嚷嚷:“《春秋》之义,大夫出疆,有可以安社稷、利国家,专之可也。”

  面对司马昭的明示,邓艾不仅不紧急刹车,甚至还搬出了儒家经典来给自己寻求合理性。他以社稷、国家来压司马昭,难道不明白这个社稷是司马昭的吗?

  下属恃功而骄、不服管控、挑战权威、争夺荣誉,司马昭杀心已起,至于钟会的告状,只是个合理的借口罢了。巧的是,随后钟会试图谋反,两个灭蜀功臣终于先后被搞臭,司马昭的伟光正形象再次被强化。

  这再次证明,无论历史如何发展,人性基本上不会有什么提升,只不过是换了个包装与体现形式而已。纵观古今,邓艾的遭遇又有什么稀奇?也许不合理,但这就是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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