俗话说山高皇帝远 古人为什么犯人流放在边远地区

  为何古代要把罪犯流放到边远地区,关在监狱里不更好吗?这是很多读者都比较关心的问题,接下来就和各位读者一起来知道,给大家一个参考。

  流放,是将罪犯放逐到边远地区。

  有人会说,流放之地山高皇帝远,无人管束,岂不是放虎归山?不怕犯人自由奔放、逃亡吗?关在监狱里不更好吗?

  这是对流放之刑的误解,把流放想得太简单了。它可不是怀着诗和远方的憧憬去旅游。

  为什么要把“流放”纳入刑罚?

  据甲骨文记载,我国商代时就有“圉”,即牢狱,用以拘禁罪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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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流放之刑的起源很早,到秦汉时期逐渐形成体制。后来也称为流配、发配、充军。

  流放,听起来是天高任鸟飞,其实也是以限制罪犯的人身自由为前提,有官差押送、监视、管束。

  而且,流放之地是边远荒蛮之地,需要开发。因而古代往往把罪犯押送到那里,开发当地的土地和资源,或者服兵役、充军戍边,或者给当地官府、贵族当奴仆杂役。

  流放之刑意味着把犯人与世隔绝,甚至是把罪犯的整个家庭乃至家族、众多罪犯集体迁移流放,安土重迁。除非朝廷特许赦免,否则将一直在流放地服役到死,还会罪及子孙后代。

  把犯人关在监狱里,不但要建造大量牢房,还要提供食宿,配备官差看押,成本很大。

  而流放之刑,既可以避免罪犯对社会继续造成危害,起到刑罚的惩治意义,还有效利用了人力资源,开发国土,巩固边防,一举多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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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如秦始皇南征百越之后,除了留下大军驻守之外,还下令迁移大批罪犯,充实当地的人口,开发土地,发展生产。

  当然,外国也有流放之刑。例如1814年,法兰西第一帝国国王拿破仑被反法同盟打败,被迫宣布无条件投降、签署退位诏书,被流放到地中海上的厄尔巴岛。

  流放之刑为什么被归为重刑?

  南北朝后期,流放开始进入“五刑”(笞、杖、徒、流、死)体制,一直到清代末年才被废除,历经了几千年。

  也即,流放之刑的惩罚程度仅次于死刑,属于重刑。用今天的话说,类似于无期徒刑。

  从表面上看,流放之刑不像残害身体的肉刑那么严重,其实它对身心的折磨、伤害非常深重。

  古代往往故意颠倒被流放犯人的生活环境,作为一种惩罚,把南方人流放到北方,把北方人流放到南方。

  被流放的犯人,生活条件艰苦,要承担繁重的劳役,还要和恶劣的自然环境、野兽作斗争。其存活率比监狱里的犯人低,能否活下来得看自己的造化。

  因而,在“五刑”制定者的眼里,流放的惩罚程度仅次于死刑。

  有时对于死刑减等的罪犯,在脸上刺字后流放,即“刺配”。例如《水浒传》中的林冲,被判携刀误入白虎堂,刺配沧州。

  到了宋代,由于宋太祖定下的重文轻武、不随意杀戮士大夫的国策,因而流放作为死刑的替代刑罚,被大量使用。

  为什么古人把“流放”视为人间畏途?

  中国古代的流放之地,以中原为中心,逐渐向外扩展。

  例如战国时期,楚国的屈原被流放至汉北和沅湘流域,即今天的湖北、湖南一带。

  后来随着中原政权的疆域扩大,流放之地就延伸至西北、东北这类荒凉苦寒之地,西南、岭南这类充满湿热“瘴气”之地。

  古代交通不便,抵达边远地区路途遥远,耗费三四个月时间很正常。

  流放之人被押解途中,带着沉重的枷锁,颠沛流离,官差虐待,食宿条件差,加之气候、地理环境、兵乱等影响,因而不少人因为身体困累或疾病而死于途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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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如明代“开国文臣之首”宋濂,72岁时获罪,被流放茂州,途中在夔州病逝。

  北宋中期文坛领袖苏轼,晚年被先后贬至惠州(今广东惠州)、儋州(今海南儋州)。宋徽宗即位后,朝廷颁行大赦,苏轼被调任京官。惋惜在北归途中病逝。

  即使有幸活着到了流放地,由于水土不服,还要服劳役,生活保障差,因而不少人就死于流放地。

  例如清代时期著名的流放地——宁古塔,距离京城七八千里,地处北疆,常年重冰积雪,人迹罕至。

  明末清初,江南名士方拱乾曾被流放宁古塔。他曾说:“人说黄泉路,若到了宁古塔,便有十个黄泉也不怕了!”

  被流放之人,被判为罪人,承受着巨大的心理负担。加之被迫背井离乡,远离亲朋好友,孤单寂寞,心情郁闷,内心愁苦。这就容易产生心理疾病,甚至自杀。

  例如屈原被流放后,在犹愤之下,最后自沉于汨罗江。

  从唐代开始,将流放刑罚更加具体化,根据犯人的罪行轻重来确定流放的地区。唐代中后期,随着社会矛盾逐渐尖锐,加之统治阶级内部的纷争日益激烈,被判处流放的人越来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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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流放的特殊形式——贬官外放

  流放之刑也难免被用在官员身上,大多是统治阶级内部斗争的结果,并不完全是一种刑罚。其实是贬官、外放,远离朝廷,而且要受到当地官员监视。

  有的运气好,后来被重新重用;有的则死于流放之地。

  例如北宋文士秦观,先被贬为杭州通判,刚到杭州安顿下来便被贬到处州监督酒税,接着被贬至湖南郴州,再编管横州(今广西横县),死于藤州(今广西藤县)。在人生的最后七年,秦观一路颠沛流离,客死他乡。

  再如柳宗元,从长安京官被贬为邵州刺史,赴任途中被降级加贬为永州司马。于是他在永州生活了十年,其中写下了著名的《永州八记》。随后,他接到诏书回京。回到长安却并未受到重用,还被政敌仇视,又被贬为柳州刺史。

  四年后,宋宪宗实行大赦,柳宗元又接到诏书回京,但是还未启程就在柳州病逝,享年仅47岁。

  由以上几位著名文士、名臣的流放经历可见,命运大多以悲剧而终。

  那么,普通人被处以流放之刑,凄苦悲惨之状可想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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