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承宗:曾镇守明朝边境的大明忠将,最后善终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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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过兵的人大多都知道这样一句顺口溜——“瞎参谋、烂干事”,讽刺的是部队中某些不务正业,只知道媚上欺下的机关人员,而这种人正是一线的指战员们最为鄙视和不屑的角色。

  虽然这句话有它的实际意义,但在真正的战争中,“参谋”这个职位却是极为重要的:他们不仅负责收集、整理、分析敌我双方的各种资料和信息,为指挥员提供参考,还要向所属的部队布置具体的作战任务,是联系指挥中枢和前线队伍的关键。

  实际上,从古时候起,我国的军队中就有类似参谋的角色。我们非常熟悉的“长勺之战”中,曹刿对齐鲁两国军力的判断、战斗时机的把握,就起到了参谋的作用。至于后来三国中的郭嘉、荀彧等一干所谓“谋士”,不仅在战时出谋划策,还要在和平时期作为政府官员理政,所谓“上马提兵、下马领民”,可称为“兼职”的参谋。

  随着历史的演进,出现了“幕僚”这一角色,这些人不吃朝廷俸禄,而是由文武官员自行雇佣,相当于私人顾问。这种情况,到了明清两朝更加普遍,无论大小官员,身边基本上都有一两个这样的人。

  实话实说,在明清两代的幕僚群体中,基本上以“猪队友”居多——这种情况其实也很好理解:如果这些人真有本事和学问,那肯定都去应试做官了,何必要干这个呢?——这些人平时出出歪主意还行,真要是打起仗来,恐怕是不太灵光。

  当然,干这行的人多了,总会出现几个例外的。明朝的头号怪才徐渭徐文长,除了考试之外什么都玩得转,不仅诗文书画是古今绝品,还曾经辅佐闽浙总督胡宗宪,在平定“嘉靖倭乱”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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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一代传奇“参谋”徐渭在贫病交加中去世,然而,老天爷可能是觉得“参谋”的工作还需要人来继承,于是,就在徐渭去世的后的第二年,明代的另一位优秀参谋诞生了,他就是我们今天要说的主人公——茅元仪。

  一、“身弱而魂强”的少年

  万历二十二年秋天,茅元仪出生在河南南阳淅川县,他的父亲是当时的淅川县令茅国缙,祖父则是当时颇有盛名的藏书家、文学评论家茅坤,至今仍在沿用的“唐宋八大家”这一说法,正是来源于茅坤所编写的《唐宋八大家文钞》。

  据记载,茅元仪虽然自幼体弱,幼年时还差点因为生病夭折,但茅坤非常喜欢这个孙子,在茅元仪七八岁的时候便亲自教授他《尚书》等儒家经典,“十一岁学为制举文,十三四学为古文词”,走的是一条非常标准的“学而优则仕”的道路。

  但蹊跷的是,茅元仪虽然出身在官宦之家、又家学渊源,但他却没有像历史上的其他官宦子弟一样走上仕途,反而在战场上大展身手,这其中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呢?

  当翻看茅坤的简历时,我们似乎发现了答案——茅坤虽然以文出名,但从他27岁中进士到44岁罢官还乡这十余年官场生涯中,竟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是以武官的身份出现的,先后担任过广西兵备佥事、大名府兵备副使等职务,而且,最为重要的一点是——茅坤也曾是胡宗宪幕僚中的一员,与徐渭是同事。

  所以,这样一幕是很有可能发生过的:当夕阳西下,茅坤和茅元仪祖孙俩结束了一天的功课后,祖父便会给孙子讲述自己年轻时跟随着胡总督、徐军师,在东南边境抵御倭寇、保家卫国的那些金戈铁马,以及戚继光、俞大猷等一代名将的八面威风。而年幼的茅元仪便是在此时,知道了什么是家国天下,什么是匹夫有责。

  在这样的熏陶下,茅元仪慢慢成长起来,虽然他的身体还是一贯地多病:“自七八岁,即岁一病,病必三四月始起”,但在这个病弱之躯中,所蕴含的却是一颗极为强大的心灵。

  万历三十五年,茅国缙在任上病故,第二年,年仅十四岁的茅元仪回到了自己的家乡——浙江湖州。就在这一年,湖州遭遇大灾,太守召集当时富商、乡绅捐款赈灾,却是无人响应。就在这时,年仅十四岁的茅元仪站了出来,“垂髻奋袖”、“散家粟万石贩荒”,湖州太守称赞他:“鲁子敬不是过也!”,将他与“指廪赠粟”的鲁肃相提并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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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未及弱冠的少年,竟能有这样的豪气与魄力,恐怕是与他祖父茅坤的言传身教密不可分的。

  二、从“落榜生”到“兵学家”

  茅元仪慷慨解囊赈济灾民的事情,很快就传扬开去,一时间,茅元仪好好地过了一把“名人”瘾。

  但是,历史证明,“名气”在科举考试中往往起到的是“负”作用,从柳永到唐寅,栽在“年少成名”上的人数不胜数,茅元仪自然也很难逃出这个怪圈。

  从万历三十九年到天启元年的十年间,茅元仪参加了4次科举考试,全部名落孙山,失败率百分之百,“点背”至极。

  应试之路蹭蹬,茅元仪也是郁闷到不行。第四次落第后,他还一气写了名为《不第》的十首组诗,好好的发泄了一番。

  有人可能会说:“这样一个人才居然屡试不中,科举考试真是不公平!”但在我看来,至少这最后一次落榜,茅元仪一点都不冤:因为,就在这一年,他潜心三年编纂而成的兵书《武备志》终于面世了。

  ——其他人都在苦读经史子集,茅元仪却躲在家里编兵书,他要不落榜,那科举考试才真是不公平!

  实际上,在明代,文人写兵书一度成为时尚,但大部分的兵书的水平相当一般,与“纸上谈兵”的赵括高明不了多少。

  然而,茅元仪虽然也是“纸上谈兵”,但他谈出了水平、谈出了高度、谈出了思想——仅从篇幅来说,这部《武备志》有240卷之多,200余万字,对明朝之前近两千年军事思想和著作做了一个大总结,堪称是当时的军事百科全书。

  据记载,茅元仪仅在编纂时所参考的各类典籍就达到了两千多部,包含军事原著、历史地理学、兵器学、医药学、占卜学、农业学等诸多门类,甚至连很多武术图谱都有相关记载,为研究古时候军事保存了诸多珍贵的历史资料。

  由此看来,茅元仪屡试不中,虽然对他自己来说是命途多舛,但对后世诸多学者来说,的确是一大幸事。

  这部《武备志》甫一面世,立刻引起了巨大轰动,茅元仪这个名字再次在朝野之中传扬开来,很多朝野重臣纷纷推荐他入朝为官。据茅元仪写给当时内阁首辅韩爌的《上韩蒲州相公书》中自述,《武备志》面世后的两年里,他“奉明旨十二,特允用者数四”,称得上是一大“红人”。

  虽然受到多方举荐,但茅元仪却都一一拒绝了,原因很简单:在他看来,这些举荐他的大臣,绝大多数能力实在是平庸至极,简单来说,就是“瞧不上”!

  三、伯乐与千里马

  在茅元仪看来,自己就好比是那匹羁于槽枥之间的千里马,只有伯乐才能发掘出自己真正的价值。

  幸运的是,茅元仪并没有等待太久——天启三年,兵部尚书、蓟辽督师,人称“明末第一文帅”的孙承宗找到了他。自此,茅元仪正式走上了他“参谋”之路。

  在跟随孙承宗的数年时间里,茅元仪不仅帮助孙承宗“修复大城九、堡四十五,练兵十一万......拓地四百里,开屯五千顷”,协助打造了大名鼎鼎的“关宁防线”,还在南方四处建造舰船、招募勇士、筹建水师,成为了孙承宗的重要助手之一。

  崇祯二年,皇太极率重兵突破遵化,直逼京城。在这个危机关头,朝廷不得不再度起用孙承宗,让他镇守京城的最后防线——通州。

  当时,后金军已经绕过通州,逼近北京。孙承宗与茅元仪等二十四骑,轻装穿过后金军队的包围圈,进入通州,四处招揽军队,最终成功将后金军击退。

  在这场被称为“己巳之役”的战争中,茅元仪作为孙承宗的“高参”之一,无疑为战争的最后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

  但在明末那种乾坤倒置、乌烟瘴气的环境中,就连孙承宗自己都难以自保,何况茅元仪这个小小的“参谋”呢?没过多久,他就被解除了恩赏的副总兵职,发配到了福州“戍边”。从此,茅元仪便再也没有真正得到报效朝廷、施展胸中所学的机会。

  崇祯十一年,清兵大举进犯,孙承宗在故乡高阳县奋起抗敌,以致殉国。得知这一消息,茅元仪感到报国无门,郁郁寡欢,终日纵酒泄愤。崇祯十三年,茅元仪在愤懑中去世,年仅四十七岁。

  清军入关后,茅元仪由于没有功名,又曾参与过抵御清军的战争,被清朝史官们“选择性遗忘”,而《武备志》也一度成为禁书,直到道光年间才得以解禁,再次面世。

  在明末的乱世中,茅元仪虽然只是一个小人物,但其人、其事、其书,都值得后人铭记和传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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