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传庭为什么会失败?只因为自己的一意孤行

  黄淳耀给友人《乡兵议》撰写的序言中,黄淳耀谈及自己对于乡兵和保甲的看法。他认为练乡兵辅助官兵,留募兵的费用供养乡兵,将乡兵寓保甲、以守寓战,未尝不是强兵救国的好办法,感兴趣的网友们可以跟着为什么小编一起往下看。

  他从未涉足官场,但也反思历史上的兵事寻找教训。他还和岐曾一起去县城演武场观看乡兵团练,被现场高昂的士气鼓舞,对家园防卫充满信心。除了自强外,他认为还可以借兵。他想到了盘踞东南沿海的郑芝龙,这是一支不可小觑的力量。

  当然,他不是第一个这么想的。他与钱谦益会面时探讨时局,才知道钱谦益也早有此意。钱谦益正在写一份《请调用闽帅议》上书朝廷,建议朝廷向福建的郑芝龙借兵。钱谦益认为,只要郑芝龙的强大水师一出手,远可以从张献忠手中夺回长江要塞,近可以捍卫京城、抵挡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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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钱谦益身为郑芝龙之子郑成功的老师,以自己的影响力,一方面竭力邀请郑芝龙,一方面上书皇帝。黄淳耀完全赞同钱谦益的想法,用“英雄所见略同”形容自己的心情。其实对于借兵郑芝龙这一主意,朝官各持己见。郑芝龙力量虽大,但他是海盗,毫无政治忠诚度,既然十几年前能接受明朝的招安,谁能保证他不会投降清朝?事后证明,借兵郑芝龙不算明智之举。几年后,郑芝龙果然投降了清朝,这是后话。

  黄淳耀终究是一介书生,力不从心的时候很多。他写得一手好诗文、好书法,空有报国之志、忧国之心,但对于国家需要的经世才能,却所知甚少。他回到嘉定后,和苏渊等人到县衙商议政事,当大家谈及水利、钱粮等实务时,他感到力不从心,惭愧自己在这方面知道得太少。即便如此,像黄淳耀这样竭力贡献的读书人也是少数。

  朝政混乱

  大江南北,无人不谈兵事,但大部分人的情况,更像侯岐曾给友人写信时描述的那样:“士大夫缓者嬉游,急者张皇,总无实着。”岐曾引用唐代诗人杜牧的话说:“此曰非吾事也,彼亦曰非吾事也,即无所往而为吾事矣。”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终有一天出事时,谁都无法逃脱。此时的侯峒曾,身体再次困于病痛,一度咯血,脚疮也复发,走路不便。他疲惫不堪,又一次向上级请求辞职,又一次没被批准。

  到了冬天,他卧在病床上再次请求辞官,长长的疏文充满了恳求、哀伤与急迫,这至少是他第四次请求了。这一次,上级终于答应向朝廷汇报。不巧的是,他的疏文还没送到崇祯皇帝手中,皇帝对他的新任命已经传来,擢升他为顺天府丞。顺天府丞,是掌管北京官府的副职,正四品,在顺天府内的权位仅次于知府。

  能升任顺天府丞,一来得益于北京官场的好友郑三俊的举荐,二来表明崇祯皇帝对他的信任。他至少两次赢得崇祯皇帝的当面嘉奖,而复社领袖吴昌时贪污案发生后,他的清白、中立更使他免于指摘,获得了皇帝的信任。面对绝佳的升迁机会,峒曾并不感兴趣。朝政混乱,不言自明。崇祯皇帝在位不到十七年,其间撤换了包括侯加好友文震孟在内的五十名内阁大学士、十四名兵部尚书,杀掉了七名总督和十一名巡抚,这绝不是太平盛世的表征。

  侯峒曾可以看到,不仅朝廷不太平,身边也骚乱四起。1643年年底,他即将卸任嘉兴兵备道的时候,浙江东部发生了“许都之乱”。地方豪强许都为母亲大办丧事时,上万人前来吊唁,遭到敌手诽谤。在官府的追剿下,许都公开起义,攻克了义乌和东阳,囚禁了两县的县令。许都起义的“豪侠”色彩,聚集了更多乱民,引起官绅的担心。峒曾只能安下心来,整饬装备,严阵以待。

  “许都之乱”

  他向属下征求平乱的方略,属下各抒己见,有的说以德服人,有的说为我所用,语气无不充满沮丧。峒曾听了大笑,摇摇头让他们离开。书生的软弱天真,让他想起“竖儒”这一蔑称。浙江巡按左光先召集本省官员,商讨平乱方略。峒曾卸任前,给左光先推荐了多位有军事才能的人选,包括绍兴府推官陈子龙。

  他向左光先提出了一个软硬兼施的解决方案,“宜压以重兵,而密谍其魁,与之为媾,事尚可为也”。陈子龙也认为国家亟需用兵,许都本人又有才干,应以招抚为主。但是,左光先没有听从侯峒曾与陈子龙的建议,最终将许都和他的六十余名手下全部斩首,引起了许都旧部更大规模的反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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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峒曾在回乡的路上,听说了“许都之乱”的处理结果。他与同僚通信时,表示赞同左光先的做法,认为这不仅挽救了浙江,也让整个江南恢复平静。私下里,他一定更看清了危急的局势。此前,峒曾为左光先的奏疏撰写序言时,引用过唐朝名臣魏征的一句话。魏征对唐太宗李世民说过,自己宁愿为良臣,不愿为忠臣。

  如果政治清明,他也更愿意做良臣。左光先显然没做成良臣,他自己呢?浙江的骚乱暂时平息,遥远的西北出现了更大的骚乱。或许侯家的亲家公顾咸正想写信给朋友,但西北到江南的道路已经不通。1643年,朝廷任命孙传庭为兵部侍郎,总督陕西,剿灭西北的起义军。当时,李自成率领的起义军主力在河南,朝廷屡次催促孙传庭去开封攻打起义军,而孙传庭的队伍据守在西安,正被瘟疫折磨得羸弱不堪,没有充足的粮食,也没有精锐的兵器。敕令不断传来,孙传庭迫不得已,只能从命。

  盗匪猖獗

  顾咸正听说孙传庭将率兵出潼关,急忙上书,竭力劝他不要出关。自古以来,潼关就是中国西北部的军事要地。它北连黄河,南接华山,形成一条横贯东西的狭窄通道,是陕西通向中原大地的必经之地。潼关关口以高大的城墙封锁,形成易守难攻的要塞。坚守潼关以内,就能让西安府所属的整个关中易守难攻。

  守住以关中为主体的西北地区,就为朝廷守住了反击清朝的大后方。顾咸正无数次站在华山上俯瞰大地,深知潼关的战略地位,明白贸然出关必定带来危险。他给孙传庭写信,劝诫道:“出关安危系全秦,全秦安危系天下。”他引用《孙子兵法》里的名言,“兵无选锋,曰北”,没有良兵,以弱击强,正如以卵击石,必败无疑。在他看来,出关后兵败的后果不堪设想,“万一蹉跌,将不止三秦之忧”。

  孙传庭没有采纳顾咸正苦口婆心的劝告,不是他不愿意采纳,而是来自朝廷的巨大压力让他身不由己。身为兵部侍郎,不远处的河南盗匪猖獗,他不能躲在陕西闭门不出。

  结尾

  无奈之下,他只能率领孱弱的官军东出潼关,一路向开封进发。之后,顾咸正听到的消息是,西安失守了。原来,孙传庭进入河南后,李自成亲率一万大军迎战,双方苦战一个多月,孙传庭的队伍粮草断绝,回师陕西,却遭到李自成一路追击,直接攻下了西安。孙传庭本人也在围攻中马革裹尸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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