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初时期,唐太宗对秘书制度做了什么?产生了哪些影响?

  李世民,即唐太宗,唐高祖李渊次子,生母是太穆皇后窦氏,唐朝第二位皇帝,在位23年,开创了唐朝第一个盛世“贞观之治”,为唐朝后来一百多年的盛世局面奠定重要基础。下面为什么小编就为大家带来详细介绍,接着往下看吧。

  唐太宗李世民,是一个传奇的历史人物,是一位自他以后都视他为榜样的英明君主。

  因此他在任期间,为中国盛世大唐创下了坚实的基础,无论是对百姓的态度,还是具体政策方面,都是值得赞扬和歌颂的一位封建君主。

  他的功绩真的做到了封建帝王都想要完成的,例如安定天下、例如开疆拓土、例如建立盛世等等,今天来探究一下唐太宗在唐朝初期对秘书工作做了什么,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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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朝前期的秘书制度

  1,设立弘文馆

  公元621年,被授予天策上将的秦王李世民,等于当时的第二位太子,因为他的府邸拥有开府之权,可以自己设置官署,所以她在这一年设立了一个“文学馆”,目的是招揽能人志士。

  这个文学馆就是李世民登基之后的秘书机构前身,能进入此馆为官者,都是后来唐朝盛世的功臣之一,例如杜如晦、房玄龄、于志宁、陆德明、孔颖达、虞世南等,这些人就是李世民的得力助手,做的事情实际上就是政治秘书工作。同时唐高祖李渊在朝廷设立了修文馆,

  在公元626年登基之后,李世民将自己父亲设立的修文馆改成宏文馆,至此宏文馆成为唐太宗的政治秘书机构,入弘文馆的学士都是可以参政议政的。

  根据《唐会要·弘文馆》的记载说李世民安排虞世南、褚亮、姚思廉、欧阳询等人,这些人都会以自身本有的要职兼任弘文馆学士,还记录这些人经常协助皇帝处理政务到凌晨,乃至天亮才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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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禁止形式主义

  因为在南北朝时期的混乱政治局面,在官场形成了一股不正之风,特别是撰写公文方面,喜欢溜须拍马、各种浮夸的赞扬,全篇下来没有任何实际的内容,尽显形式主义。

  这个现象在隋朝时期也没有很好的改善,一直延续至唐朝初期,李世民属于执行力非常高效之人,肯定不允许手下大臣只懂得谄媚君上,而不知为国为民。

  于是李世民对“撰写公文”一事,特意立好规矩,其实在唐高祖时期出台过《诫表疏不实诏》,旨在改革公文的形式主义,但是效果甚微,所以李世民为了进一步深度改变这个现象,做了许多具体的工作。

  例如有一次录取官员的议事会上面,李世民因为要考核的大臣所写文章尽显假大空,所以直接指出对方难成大器;

  又例如在李世民以身作则,亲自写的面向天下求才诏令-《令州县举孝廉茂才诏》,全篇言简意赅、只有75个字,却把自己求贤若渴之心表现得淋漓尽致,成为当时唐朝官府撰写公文的范文!

  3,不忌避讳和创立执论制度

  首先,这里指的“避讳”,是因为在古代的封建王朝,在文章里面不能有皇帝的名讳,这是封建王朝的一种政治常态,但是在李世民时期,特意颁布诏令-《二名不偏讳令》,他在此诏令中说过只要文章里没有连写“世民”二字,就不用避讳。

  例如唐太宗麾下名将李世勣,在唐太宗任期一直叫李世勣。

  其次,所谓“执论”是指李世民要求大臣们在与皇帝商议国家大事时,要坚持自己的看法;

  因此李世民下发过多次相关的诏令,例如《大水求直言诏》和《祈雨求直言诏》,要求大臣们一定要坚持己见,只有这样才能找到更好的解决办法,而不是靠皇帝的一言堂,所以才有了流传千古的唐太宗与魏征之故事。

  4,完善史馆制度和建立甲库制度

  公元629年,李世民登基的第三年,李世民把之前一直隶属于秘书省著作局的史馆给独立出来,还专门安排当朝宰相监修史馆的工作。

  所谓监修,其实是史馆的最高负责人,只是不做具体事情;除此之外,还完善史馆的官员体系,在馆内设立令史、亭长、掌固、熟纸匠等职务,做到分工明确,各司其职。

  所谓“甲库”,是唐朝时期用来专门收录官员人事档案的库房,在唐朝之前都是由吏部下面的一个部门兼管,而李世民把此项工作摘出来,作为秘书制度的升华和完善,并且让这个甲库独立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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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太宗为何要进行秘书制度的改革

  1,为什么设立弘文馆

  第一个目的是李世民为了昭告天下,表明李世民自己是极为重视有才之人,希望有更多的能人志士为朝廷效命,表达的是一种求贤若渴的政治态度;

  第二个目的是给予重臣一个随时与自己商议国家大事的名义,所以那些与李世民昼夜处理政务的官员都兼任弘文馆学士,因为若是不兼任弘文馆学士,就是外朝大臣,不奉召不能随意出入大内,而兼任学士就有名义进出大内,而且也是表达皇帝对大臣的信任。

  第三是因为实际工作的需要,主要工作是负责校正图书、教授生徒、参议朝廷制度及礼仪等。

  2,为何纠正形式主义

  首先,站在李氏皇朝的角度,一个刚刚建立的王朝,百废待兴,最需要的是朝廷上下努力向上的奋斗,而不是只有一片虚假繁荣的互相吹捧,一旦如此下去,李氏皇族恐怕很快就会走上灭亡之路,这是李世民作为一代明君看得非常清楚的问题,所以登基后立马着手纠正官场的形式主义。

  其次,站在百姓的角度,形式主义没有任何益处,李世民曾说过一句:“民为贵君为轻”,至今被人所乐道,就是因为李世民认识到得民心者得天下的正理;

  因此李世民不是想想而已,而是要切实地做到,所以要先正官场之风气、纠正形式之主义。

  3,为何不避讳又为何立执论制度

  第一,李世民允许臣民不避讳自己之名,是为了让大臣们认真地为朝廷效力,而不是写篇公文还要一心考虑自己是否涉及到皇帝的名讳,这样大臣们没有诸多后顾之忧,有更多的精力去考虑国家大事;

  第二,李世民支持大臣们固执己见,因为李世民希望在讨论国家大事时,不要只有一家之言,这样既不利于朝廷政务执行,也不利于国家全面发展,只有吸收不同的政见,才能找到最适合国家的发展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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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为何要独立史馆和建立甲库制度

  第一,因为在唐太宗之前,史馆一直是有些游离于朝廷之外的存在,有些过于跳脱和理想化,但是不利于唐朝的思想统一,思想不统一,就会影响政局的不稳定;

  而且设立史馆是因为李世民曾说过一句话:“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所以深知历史的重要性,因此李世民要把历史的编写掌握在自己手中。

  建立甲库制度,是因为在此之前天下官员的档案管理极为不到位,有很多漏洞。

  例如刻意造假,诸多官员利用此项工作的漏洞为自己谋私利,既影响朝廷在百姓心中的权威,又破坏唐朝整个的官员体系,等于是在危害李氏皇族的政权。

  因此李世民要设立甲库制度,专门管理天下官员的档案,以便皇帝及时且准确的了解到官员的情况,更好的选拔人才。

  唐太宗的做法对唐朝秘书制度的积极影响

  1,为后来的秘书机构打下坚实的基础

  李世民建立的弘文馆,本意是招揽天下英才为国效力,但实际上就是唐太宗的政治秘书机构,因弘文馆建立在前,而且效果也不错,到唐玄宗时期,唐玄宗选择擅长文词的大臣进入翰林做起草诏制的重要工作。

  后来随着皇帝的信任和职能增加,慢慢演变成草拟机密诏制的重要机构,而具体的工作人员被称作待诏。本来起草诏制属于中书省长官中书舍人的专职工作,但是唐玄宗认为中书舍人做草拟诏制的工作难以保密和应急。

  因此挑选擅长文学官员进入翰林院待诏,以备起草急诏和撰拟诗文,在公元738年,正式设立翰林学士院,专门待诏们居住,统称翰林学士,此乃唐朝完善的秘书机构,因此唐太宗的弘文馆为唐朝中期完善秘书机构打下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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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为秘书正确的办公定下正向的标准

  作为皇帝的秘书机构,最重要的一项事项就是文字撰写工作,而皇帝所要涉及的文字内容都是关乎一个王朝发展的关键信息。

  因此编辑工作极为重要,所以不应该假大空,而是要务实,而李世民在这个方面特别强调,公文不能拖沓冗长、拖泥带水、废话连篇、词不达意,但是在李世民提出改变之前,唐朝绝大多数的公文就是存在以上情况。

  因此李世民带头做出改变,为秘书机构的人员在撰写公文时立下规矩,也为整个唐朝的皇帝秘书立下规矩,为皇帝撰拟公文重点是要表达清楚皇帝要表达的,然后底下官员效仿中央朝廷的简洁公文。

  如此一来,李世民不仅为秘书撰拟公文立下正向规矩,也为唐朝官场公文立下规矩!例如唐朝名相房玄龄写的一篇《兄弟缘坐配流议》,全文只有80个字,很轻松地把自己想要表达的意思上奏皇帝,皇帝也能欣然接受。

  3,为秘书机构降压和提高工作效率

  首先,作为皇帝的秘书,除了工作之外,需要承担的心理压力也是极其巨大的,正所谓:伴君如伴虎!

  因此李世民颁布《二名不偏讳令》,对于秘书机构的工作来说,就是一个天大的福音,他们收到的不仅仅是皇帝让大臣不用过于忌讳,更是表达皇帝对臣民的仁爱,这样在很大程度上降低秘书门的工作压力,让工作更加轻松自在。

  其次,执论制度的出现,李世民是表明自己愿意接受不同的意见,这样皇帝的秘书们集思广益,可以总结出更适合的方案,从而提高工作效率,否则一言堂行事,即使推行下去,一旦发现问题,反而大大降低工作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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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更为完善秘书机构的工作内容

  也许在之前的秘书机构只是做简单的文书工作,但是史馆的独立和甲库的确立,让秘书机构的工作内容更为丰富,同时给了后棉的皇帝一个信号,例如唐玄宗继位之后,把更多重要的工作交给秘书机构来做。

  综上所述,唐太宗李世民在继位之后,仅仅是在秘书机构所做的工作,对于整个唐朝的秘书制度都产生了很大的积极影响,其实对于整个唐朝的政权发展都有着正向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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