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商周的神权社会,是如何一步步没落的?

  中国古代先民,崇拜神权,更多的时候是在生产力低下时敬畏自然的无奈,那么夏商周时期的神权社会,是如何一步步没落的呢?下面为什么小编就为大家带来详细的介绍,一起来看看吧!

  从现有的考古发现来看,远古时期部落首领通常身兼部落酋长和巫师统领双重身份,神权与世俗权力合一,神权标识着王的神圣,王权赋予神以特定的社会功能,部落首领则是神权在世俗的代言人。

  而原始的巫术礼仪活动构成了原始社会氏族文化制度、行为、信仰等社会方方面面的规范,随着祭祀活动的规范化和仪式化,参与祭祀的人也越来越多,原始氏族社会最初的文明制度展露雏形,开始慢慢成型。与此同时,人们通过祭祀仪式,凝聚起大规模的信仰,造就了以大部落为核心的中心宗邑,在中心宗邑内部构建了宗庙和宫殿,初步形成国家雏形,阶级也开始从此分化。

  时间进入夏商周,文明社会成型,国家出现,当权的统治者开始利用神权思想维护奴隶主阶级的统治,奴隶主贵族为了使自己的统治合法化,极力宣扬并利用宗教迷信和鬼神观念,宣称自己是神和上天在人间的代理人,接受天命来统治人间,对不服从其统治者施行天罚。

  在《论语》中对大禹描述到“大禹,致孝乎鬼神”,《尚书》也有记载,有夏服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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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取代夏的历史事件,常用商汤革命来描述,商汤以武力灭亡夏朝,打破国王万世传承的传统,也是首次完成以人伐天的壮举。夏朝自认为有天命,然而仁义不施,攻守之势异也!残暴不仁的下场就是被推翻。

  商朝的诞生,本身就充满着浓厚的神学,在《诗经·商颂》就曾记载: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宅殷土芒芒。古帝命武汤,正域彼四方。商朝不仅赋予自身以神权,并且将这种神权推向了一个高峰,奴隶主贵族集团对于神的崇拜也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对神的祭祀和占卜成了商朝政治生活的日常,国之大事,在祀与戎。

  然而,即使是奴隶主贵族们极力宣扬天命论,残酷的奴隶制度下,仍旧无法阻挡商朝灭亡的浩浩大势,崛起与西岐的周王朝取代了商,成为新的天下共主,而神权也在西周时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周朝的国王,自称周天子,位格看似下降,但却实现了王权与神权的分离,天只是作为王权统治合法性的依据,已经没有干预世俗权力的能力,敬德保民、以德配天的说法成为主流,天道昭昭,天命无常,变者恒通,天命虽有,却非一层不变,这就是所谓的周虽旧邦,其命维新。

  经过西周近300年的发展,神灵高居天上,王权行走人间,神权至高无上的统治地位,已然开始动摇。

  周平王东迁洛阳,春秋战国时代随之来临。随之铁制农具和牛耕的推广,社会生产力得到明显提升,当人们发现不需要大规模的集体式耕种也能满足耕种所需时,私田随之兴起,大量荒田被开垦出来,井田制崩溃,奴隶制社会开始瓦解,社会矛盾也随之加剧。这些新兴的地主阶级,开始在政治上要求更多权力,人权开始觉醒。

  争夺土地的战争爆发,国与国之间相互兼并,亡国只在旦夕间,当奴隶主贵族们发现求神拜佛,根本不顶用,无法挽救国家颓势时,人权开始占据主流。

  法家学说的先行者,郑国大夫子产就是一个典型的无神论者。公元前524年,中原地区发生了一场很大的火灾,而此前曾有彗星出现。懂得天象休咎的裨灶预言郑国也将发生火灾,要求子产允许他用珍宝祭祷,从而免除郑国火灾。子产根本不理那一套:“天道远,人道迩,非我所及也,何以知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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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子产的观点极富代表性也深刻影响着之后出现的诸子百家,治国齐家与其致力于飘渺难期的天道,不如脚踏实地在人道上下足功夫,只要人道功夫到家,天道必然酬勤。

  进入战国群雄纷争的乱世时代,思想的激烈碰撞下,道德开始不再是权威独有,道德开始普遍化和具体化,周公推行的以德配天再也无法适应社会,德与世俗权威开始分离,不再是沟通天人关系的渠道了,天在此时上升为天道。天道有则,天道渺渺。

  天道既然难寻,那么主宰人间的便是以道德为核心的人道,也由此开始了中国理性权威的世俗化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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