孝文帝的一个决定,为什么让北魏陷入连年征战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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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军事上,北魏迁都洛阳之后,意味着其在对南朝的军事上,拥有了更多主动权。元恪之所以被称为“宣武帝”,是因为他在任期间,不停的发动战争。虽然,北魏的疆域在不断的扩大,但是,整个帝国却是沉浸于日复一日的战争之中。

  没有迁都前,其南部边境有广阔的中原地区做为缓冲带,南北朝相对来说,彼此不会有太多的冲突。即使北魏要南伐,所制定的目标也不会太远,一般都不会越过淮河,否则,即使自己拿下了此地,也无法巩固其在当地的政权。

  与此同时,南朝如果要北伐,就会在北部边防布置足够的兵力,所以,他们的动机,是容易被发现和制约的。但是,迁都之后,北魏很快就拿下了淮河以南的很多重镇,并且,建立了自己稳固的统治权。可以说,这种“胜利”是南朝无法忍受的。

  如果,此时的南朝还视而不见,那么,就会让自己的北部防线退缩到长江一线,若真这样,南朝就会非常被动,二者的关系也会变得越来越紧张。所以,尝到一系列的胜利后,北朝继续向南挺进,南朝则会想尽一切办法收回自己丢失的土地。

  于是,在北魏迁都后,双方大规模的战争,几乎就没有消停过。从某种层面上说,这也是消耗北魏国力的重要原因之一,自然就会引发一些社会问题。另外,迁都后,朝廷对北部边疆地区的掌控,渐渐弱化了,这也导致了当地的政治局面越来越恶化,叛乱此起彼伏。

  举例来说:如果不迁都,北部边疆出现任何突发情况时,如自然灾害等,朝廷政府会第一时间察觉,并能给出积极的解决措施。如果,出现更加严重的情况,朝廷政府更会“严防死守”。但是,迁都后,受到当时交通和通信的限制,很多问题不可能得到第一时间的“关注”,时间一长,自然就容易掉以轻心,待情况恶化后再来解决,此时已经是“回天乏术”了。

  还有就是,迁都对北魏的影响,在于洛阳的地理位置,使其在关键时刻,没法做出大的战略调整。只要北方发生战争,洛阳就会成为“鸡肋”,历史上的很多案例都证明了这一点,到了最后,都会放弃它。如:刘聪/">刘聪、刘曜、石勒、苻健、高欢、宇文泰这些实力派人物,他们都不会在此“安营扎寨”。

  所以说,如果不迁都,南部边疆即使出了问题,最坏的结果也不过是南朝占领了中原,北魏退守黄河以北而已。就算整个中原地区都丢了,北魏国家还在,也不能说明南朝就能掌控了中原,两者的实力还是相当的。因为,在二者的对恃过程中,中原一直就起着缓冲作用,他可以选择好好守着北方,全力经营。

  但是,迁都后,都城在黄河以南,这时的国家则必须严防死守黄河以南地区,所以,无法将精力放在经营北方上。这个时候,如果,黄河以北出现状况,北魏就面临着解体的危机。这时的北魏已经无法凭借“地利”,来控制北方了。于是,北方的叛乱不断消耗国力,南方又面对南朝的不断渗透,两者的并存状态发展一定阶段后,必然就“掏空”的这个帝国。

  在北魏政权由胡太后把持之后,“河阴之变”中,尔朱荣集中屠杀洛阳朝廷的官员之时,整个帝国居然集体“失声”。据记载,死难朝臣人数极多,据《北史》、《魏书》记载有一千三百多人,《资治通鉴》记载有两千多,反正是上至丞相高阳王元雍、司空元钦、义阳王元略,下至正居丧在家的黄门郎王遵业兄弟,包括孝庄帝的兄弟,不分良奸,全部杀个精光。

  可以说,这个时候的北魏已经只有一个躯壳了。

  所以说,迁都,对北魏自身而言,弊端不少。但是,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此举却是有着积极的影响。它促进了南北民族之间的融和,也促进了中国疆域的统一。此次事件,让胡、汉民族的界限变得“模糊化”,之后的南北战争期间的“民族因素”也就“淡化”了。最终,等杨坚父子率军南下之时,已很难再看出汉民族被“征服”时的痛苦了。

  总体来说,迁都洛阳,对于北魏有两大好处:

  首先,其对南朝的军事优势得到加强,便于其南伐。改变了过去对中原遥控的形势,有利于整个国家的控制和政策的继续进行,也摆脱了一百多年来鲜卑贵族保守势力在平城形成的羁绊和干扰。当然,无休止的战争,也让这个帝国尝到苦果,最终解体。

  其二,迁都本身虽不属于制度的改革,但却是孝文帝改革总体工作中的一个重要环节。迁都成功,北魏的皇族势力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但是,历史也证明,皇族势力强大并不代表帝国政权稳定。两晋南北时朝,北魏和东晋,皇族势力相对较弱,而帝国的寿命却是相对较长的。

  这正如吕思勉先生说的:“南迁之计,于虏为损乎?为益乎?”其南迁,其用意也是想“称霸”中原,但是,最终北魏的军事力量被牵制在南方一线,常年的战争让帝国疲惫不堪,北方一旦“叛乱分离”,自身就无暇顾及了,最终,陷入进退两难之间,结果自然也就注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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