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牧政权在唐朝之后，入主中原已经变成了常态的原因是什么？

　　唐朝之后，游牧政权为何会变得越来越难打了?不清楚的网友们可以和为什么小编一起看下去。

　　宋朝是中国古时候的分水岭。在这之前，游牧民族想要入住中原，可谓难如登天;即使十六国时期的“五胡”，其实早就内迁、归顺中原;而宋朝开始，北方游牧民族入主中原已经变成了常态。这难道是他们变强了吗?

　　其实，北方游牧民族没变，变的是中原王朝。

　　所谓难易、强弱，更多的是个相对概念。勇者愤怒，抽刃向更强者;怯者愤怒，却抽刃向更弱者。

　　宋之前的中原王朝，是敢于直面强敌的勇者;而宋朝的统治阶层(以及明朝后期的士大夫们)，是一群只会压榨百姓、精通内斗的怯者。

　　先对比两句名言：

　　霍去病说：“匈奴未灭，无以家为也”。汉武帝从此对他更加器重，把他视为打击匈奴的王牌。“由此上益重爱之”

　　岳飞说：“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然后，他被宋高宗以及一众文臣联手做掉。

　　其实笔者想表达的已经很明白了，下面细述。

　　在唐朝以及之前，北方的游牧民族并不比契丹、党项、女真、蒙古弱鸡，相反甚至更加可怕。以汉、唐为例，这两大以强盛闻名的王朝，在起步阶段，却无一例外面临着北方草原政权的凌压与羞辱。

　　在击败项羽后，汉高祖刘邦对于当时统一了北方草原的匈奴人，在思想上并没有足够的认识。公元前201年，他亲自率领32万大军迎击匈奴，结果中了对方的诱敌之计，被40万骑兵围困在白登山7天7夜。脱险之后，汉王朝就开始了对匈奴长达数十年的和亲赠礼、委曲求全之策。

　　以马匹为指标，对比下双方当时的实力：刘邦凑不齐四匹同色马;而白登之围时，匈奴40万大军分布在四个方向，每支队伍中的10万匹马都是同一种颜色：“其西方尽白马，东方尽青駹马，北方尽乌骊马，南方尽骍马”。

　　唐王朝也好不到哪儿去。隋朝末年北方的各大割据政权，背后都有突厥人的影子，李渊当然没能免俗。但这也带来了巨大的代价：突厥人依仗着这份恩惠，对李氏是予求予取，稍有不满，即大举南侵，唐高祖李渊甚至被骚扰的考虑迁都;待到李世民刚刚即位，突厥可汗甚至带着大军逼近长安城，英明神武、战力彪悍的唐太宗不得不达成便桥之盟，通过馈赠财物解决了危机。

　　而北宋初年的情况，其实比汉唐好得多。

　　公元979年，宋太宗赵光义亲征北汉时，在白马岭大败前来救援的契丹军队;紧接着，他率军北上，一路势如破竹，不到一个月，就开始围攻燕云十六州的核心重镇幽州城。在几乎大局已定的情况下，宋军受到契丹突袭、三面受敌，在高梁河大败、阵亡万余人，赵光义本人也光荣挂彩。

　　好在契丹主帅也身受重伤，无法穷追猛打。接下来的20多年里，双方在边境陆续冲突，但都未能有所建树。宋真宗时期，宋、辽达成了澶渊之盟，以送岁币、绢布为代价，达成了暂时的和平。

　　由此可见，汉、唐、宋建国初期，在北方面临的压力并没有多大差别(形势占优的明朝更不用说)。可能有人说燕云十六州，但我们别忘了，在西汉初年，连河套地区都在匈奴人手里。

　　开局并无不同，差距在接下来的应对。

　　西汉初年的治国之道，表面上采取的是道家的无为而治;然而在骨子里，却是“汉随秦制”，几乎全盘照搬了秦朝的严刑峻法;这一阶段，是“酷吏”最集中的时期，“缇萦救父”这种看似温情、实则残忍的典故，正发生在以柔和知名的汉文帝在位时。

　　到了汉武帝在位时，当他决心放弃数十年来的屈辱和亲政策、以武力解决北方边患时，面对着朝廷里排山倒海的反对之声。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多年的安逸生活，让新兴权贵们不愿意冒着舍弃既得利益的风险，搭上财力、物力甚至性命，去改变边境居民日复一日被掠夺、屠杀的惨状。

　　所谓“民可以乐成，不可与虑始”，跟既得利益阶层商量改变现状的事，那等于是与虎谋皮，基本上不大可能。但汉武帝延续了祖父汉文帝、父亲汉景帝时期深文酷法、繁刑严诛的作风，轻而易举压制了反对意见，并且打破常规，大刀阔斧起用与自己理念吻合的经济、政治、军事人才，通过数十年如一日的对外扩张，不仅消除了匈奴这一对中原生存威胁巨大的强敌，还奠定了其后千余年中原王朝的地缘框架与疆域基础。

　　“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是汉王朝血性的真实体现。

　　下一个像西汉这样，数十年致力于打压强敌、拓宽生存空间的王朝，正是唐朝。

　　在便桥之盟后，面对国力虚弱、人口锐减的现实，李世民君臣一边整顿吏治，轻徭薄赋，一边枕戈待旦、加强练兵，积极策划着对突厥的复仇。

　　短短3年后，抓住对方遭受天灾、内部矛盾迭起的契机，唐军发起了对东突厥的反攻战，李靖、李世勣等名将联手，一举端了敌人老巢;曾经不可一世的颉利可汗，被唐军俘虏。不久，唐太宗李世民被原依附于突厥人的周边政权尊奉为“天可汗”。

　　不仅如此，一直到安史之乱前的100多年里，唐朝历代统治者一直致力于对外征伐，现实的威胁固然要对付，潜在的敌人更要趁早铲除。与隋朝接力灭亡高句丽的举动就是例证。无数的顶尖人才，这在个过程中崭露头角，出将入相、金戈铁马，“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即使那时的文人，也是如此的铁血。

　　若问哪个民族配得上“战斗民族”的头衔，不用往北看，咱们自己就是。我们的国土，并不是捡来的。

　　但经历了五代十国后，赵氏兄弟为了解决长期以来藩镇割据、武将篡权的局面，却走向了另一个极端：重内轻外、重文轻武。为了鼓励社会人才弃武从文，他们下了很大一番力气，比如大幅提高科举名额，中举就可以当官，以至于养了无数的冗官;文人带兵，打压武人;儒家传统经典列为科举考试的核心内容，以提高“君君臣臣”的意识;程颢、程颐、朱熹折腾出的“程朱理学”，被誉为中国及世界哲学思想的一次巨大飞跃，但实际上，呵呵......

　　当然了，还有那句为无数文人津津乐道、顶礼膜拜的祖传家训：誓不杀大臣及言官。“与士大夫共天下”，也就是既得利益阶层把控天下。

　　宋神宗在位时，试图以变法强国，从而一雪前耻、振兴中原。这跟当初的汉武帝有一点类似，不过他面对的朝廷可不是当初的西汉，此时的既得利益阶层已经翻身当上了主人：

　　宋初对待士大夫阶层的宽容，反而营造出一种奇葩的离心力;掌握了朝政的大部分文官们，以对抗变法为勇，以得罪当权者为荣，以维护传统秩序为使命。为了反对而反对，只要是改变现状的政策，势必会遭受各方的围攻;王安石的变法，即使有宋神宗的支持，也显得举步维艰，以至于变成了四不像。

　　其实就是利益作祟。宋朝以来的重文轻武理念，反而造就了权势大到变态的士大夫阶层。社会经济文化无比繁荣，但财富都集中在文人集团手中，老百姓则被压榨得痛不欲生。

　　在这种畸形的社会架构下，中原王朝失去了对外铲除潜在威胁、拓宽生存空间的动力与实力，变得小富即安、故步自封，沉迷于所谓的羁縻、怀柔、安抚。但实际上，如果没有实力为后盾，古往今来，没人吃这一套。北方游牧民族从而得到了无压力的野蛮生长空间。

　　无论是宋末，还是明末，即使皇室试图振兴朝纲、竭力对抗外敌时，发现自己根本使不上劲：财富都在自己所依仗的利益集团手里呢。那找老百姓盘剥?已经被压榨到极致的人们，只有奋起反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