灾区百姓缺粮,为什么范仲淹反而故意抬高灾区粮价?

  范仲淹,一个"活"在中学语文课本里的北宋人。在很多人的眼里,他都是一个文学家,虽做过些官,甚至发起过"庆历新政",但仕途算不上顺畅……

  以上这些认识确实符合范仲淹的实际情况。可除此之外,范仲淹在经济方面其实也非常出众。不然,他也没胆量在江南百姓因天灾而揭不开锅时,还一反常态地提高米价。

  支持"惟农是务"的传统

  自战国法家主张"重农抑商",尤其是商鞅在秦国推行改革起,农业的地位就步步攀升。以致到封建社会中后期,本可以发展到新阶段的商业愣是没能完成蜕变,始终都是农业的"陪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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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作为传统知识分子的范仲淹,在学习了大量古时候经济政策之后,也认可以农为本的观念。且因为体验过北宋发达经济大局之下的百姓们的艰苦生活,范仲淹更是坚定地认为朝廷在制定农业政策时应当以"劝农之实"作为考量政策合理与否的价值标准。

  所以经历过"划粥割齑"的窘境,又把农业视作国之根本的范仲淹,在决定抬高米价时,并非反对者所称的是准备谋私利,而是他想采取措施帮助因洪涝而缺少食粮的百姓,并挽救岌岌可危的农业。

  不拘泥于僵化的"重农抑末"

  一般的官员,在处理因天灾而造成的粮食不足问题时,要么是向中央求援,请求官仓调派粮食,要么是干脆直接将灾情置之不理。而范仲淹,走上了常人看不上的另一条路:"诱惑"商人主动将别地余粮运来赈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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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范仲淹要动员商人,自然就"背离"了传统的"重农抑商"思想。因为他这是在给商人创造商机。且让其他官员更接受不了的是,范仲淹想出来的动员之策是抬高灾区的米价。

  在范仲淹看来,商人并没有先贤们所言的那样"十恶不赦"。他向来支持发展商品经济,希望借此更好地满足百姓的生活所需,并缓解国家的财政压力。所以他在闲暇时写作过《四民诗·商》为商人正名,在江南陷入缺粮困境时也想到了商人。

  是故范仲淹抬高灾区的米价,并非是他想要掩盖灾情或谋取私利,而是希望将外地的余粮用"活"。如果一切顺利,范仲淹就能通过提高米价这一个"小小"的举动,无需朝廷斥巨资为灾区送米,就能完成赈灾。

  这一举措本身,显然是范仲淹的创新之举,是坚持纯粹"重农抑商"的传统朝臣所想不到的。

  坚守"慈"、"俭"与"不敢为天下先"

  在抬高米价,吸引外地米商期间,范仲淹还做了一些不太符合我们对他"先天下之忧为忧,后天下之乐为乐"的认识的事:举办龙舟赛,甚至将一部分赈灾款作为比赛奖金;与当地豪族富商多次举办宴饮,相偕出游……在范仲淹的精心策划之下,灾区在外的"形象"真的如那些瞒报实情,只"报喜不报忧"的奏章里描绘的一样。可范仲淹安排的这些活动,还真的就不能只看表明。

  因为灾情难见好转,官方又上调米价,江南的百姓们自然会日益惶恐。暴乱在一片狼藉的灾区暗生苗头。因而范仲淹必须赶快做点什么,以稳定局面,安抚民心。

  组织龙舟赛,首先就能给百姓们一个安慰,向他们暗示情况并没有他们所以为的那么糟。而动用赈灾款,不清楚政府财政的百姓们只会觉得这是赈灾过后的余额,如此就能对政府更加有信心。

  而与豪族富商联络,一方面是因为他们有强有力的社会号召力,安抚好他们就意味着社会的基本稳定;另一方面,这些人与外地商旅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能帮助政府向外传递灾区米价上涨的可靠信息。

  所以范仲淹的这些举动,实际上是在用更小的成本稳定社会,吸引米商,最终达到赈灾的目的。且按照范仲淹自己的说法,他这叫"宝俭"。

  "宝俭",首先就是做到节省政府开支。用龙舟赛和宴饮取代大笔的宣传和安抚费用,这便是范仲淹想出的一个不用再增加百姓负担的好点子。而省下的钱,最后自然还是用到了受灾民众身上。

  于是范仲淹反常地在灾区提高米价,并不是他决定做一个贪官,而是他想出了代价更小,效果更好的赈灾办法。且看透了他提高米价及之后的种种举动,我们不仅能知道范仲淹其实还是那个"不敢为天下先"的范仲淹,还能知道他在经济领域也是一个时局所需的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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