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葛亮自贬三级是怎么回事?他为什么要自贬三级?

 诸葛亮是三国时期著名的谋士,他为刘备成为一代英豪付出了不少努力,蜀国也正因为有诸葛亮才能够变得足以和魏国、吴国对抗。历史中诸葛亮曾自贬三级,这究竟是怎么回事?他为什么要自贬三级?下面为什么网为您解答。
诸葛亮自贬三级是怎么回事?他为什么要自贬三级?
    诸葛亮是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散文家、书法家、发明家。在世时被封为武乡侯,死后追谥忠武侯,东晋政权因其军事才能特追封他为武兴王。其散文代表作有《出师表》、《诫子书》等。曾发明木牛流马、孔明灯等,并改造连弩,叫做诸葛连弩,可一弩十矢俱发。于建兴十二年(234年)在五丈原(今宝鸡岐山境内)逝世。刘禅追谥其为忠武侯,故后世常以武侯、诸葛武侯尊称诸葛亮。诸葛亮一生“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忠臣与智者的代表人物。
 
    “马谡拒谏失街亭”、“孔明挥泪斩马谡”,是三国故事中令人扼腕叹息的一出悲剧。大家对此讨论的很多,本人不才,也凑凑热闹。
    刘备在白帝城托孤时曾嘱咐诸葛亮:“马谡言过其实,不可大用。君宜察之。”但是,“旁观者清,当局者迷”的古训在谨慎的诸葛亮身上应验了。由于马谡确实是智谋之士,曾向诸葛亮提出了不少良策,二人非常交好,马谡甚至以诸葛亮为“父”而事之。因此,诸葛亮对刘备的嘱托不以为然,一直认为马谡是“当世之英才”,对他仍然非常器重,经常和他通宵达旦地讨论军国大事,使得睿智的诸葛亮被马谡夸夸而谈的谋略和理论蒙蔽了明亮的“慧眼”,没有“透视”出马谡“言过其实”的另一面。
    兵出祁山时,在关键时刻,诸葛亮犯了一个根本性的错误——面对马谡的主动请战,听信了马谡轻敌的豪言壮语和所谓的“军令状”,就没有安排其他久经战阵的宿将为先锋,而是任命马谡为先锋官。尽管选派了“平生谨慎”的上将王平担任助手,但是熟读兵书、颇知兵法的马谡却坚持以违背实际情况的理论为指导思想,作出了错误的战斗部署,还拒绝王平的正确建议,最终导致了街亭失守的败局。
    智者千虑,仍有一失。即使是诸葛亮这样用人谨慎的大智之人,也会受到感情亲疏的左右,也会犯下用人失当的错误。
 
    当马谡兵败的消息传到大本营后,诸葛亮顿足长叹:“大事去矣!此吾之过也!”后来,又对有功之将赵云说:“是我不知愚贤,以致如此……”自责之情,溢于言表。
    咱们尽管不清楚诸葛亮当时经历了如何激烈的思想斗争,但是有一点是明确的,诸葛亮深知:纪律就是制胜的法宝,法不容情,必须坚持原则,公正处理,明正军律,表现出了为兴复汉室而执法如山、赏罚分明的坚定立场。
    其实,更能彰显诸葛亮人格魅力的是,他并没有把马谡当作“替罪羊”一杀了之,就一推六二五,把自己洗脱得干干净净,而是进行了一番深刻的自我批评,自己勇于承担了兵败的责任。
    诸葛亮在上奏后主的表章中作了坦诚的自我剖析和检讨:我以弱才,幸得君主的信任,得以统帅三军。由于我治军法度不严,做事不够谨慎,以致出现了街亭失守的败局。这个责任,在于我知人不够,用人不当,因此我情愿自降三级,以督察我的过错。”诸葛亮旗帜鲜明地把“用人失当”的“帽子”戴在了自己头上,树立了良好的人格形象,赢得了朝廷上下的感动和倍加敬佩。
    在马谡受刑时,诸葛亮的心情错综复杂,先帝的话也在耳边反复回响,要不然他不会热泪盈眶,大哭不已,这其中固然有对马谡的依依不舍和不胜惋惜,恐怕更多的还是对自己用人失当的深深自责和无限痛心,愧对了先帝的遗言,可惜悔之晚矣。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大大小小类似错用马谡的历史悲剧也在不断地上演,但是真能像诸葛亮那样严肃而公正处理的却不多见。由此可以看出,诸葛亮敢拍胸脯,勇于自责,退而补过,不仅在“刑不上大夫”的封建时代堪称典范,就是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今日也是光芒四射。
    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正如一位名人所说的:“除了庙里的泥胎不犯错误,活着的人哪个十全十美?”特别是当权者,掌握着或大或小的权力,权力就是责任,权力愈大,责任越大。如果犯了错误之后,就一味地怨天尤人,对应承担的责任上推下卸,而自己却不好好地反省,不作深入的自我批评,那就是错上加错了。有些当权者就是在这个问题上陷入了误区。
    比如,由于当事人失职而出了问题,对当事人进行处罚是必要的,也是必须的。作为当权者呢,也应该难辞其咎,应主动承担有关的领导责任,这是当权者的本分,也是应有的觉悟和境界。但是少数当权者却并非如此,不是勇于承担责任,不是认真吸取教训,不是积极纠正失误,而是煞费苦心地在如何推脱责任上下功夫——有的用“捂”功,千方百计地捂着盖着,企图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实在遮掩不住了,便启动纵横交错的“关系网”,让直接责任人逃脱应有的处罚,自己也就相安无事;有的用“推”功,玩弄“丢车保帅”的把戏,把一切责任都推给直接责任人,谁让他出错呢,全都担着吧,自己则若无其事;还有的用“轻”功,稍微放下点架子,避重就轻,象征性地来一句“我也有一定责任”,再来点“蜻蜓点水”式的“自我批评”,至于其它的具体责任,那就不关我的事了。等等,不一而足。这些既不照章办事,更不引咎自责的做法,与诸葛亮一比,可是大相径庭了。

    再如,在处理事故的过程中,一些同志为了保护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不怕苦累,不怕险难,不怕死伤,有的甚至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对于某些眼光“敏锐”、思路“开阔”的当权者来说,在面对需要承担的责任时,这些英雄行为就成了可以利用的“救命稻草”,就耍起了另类“聪明”,玩起了“曲线纠错”的伎俩——他们不是从自身查找原因,引咎自责,防止类似事故的发生,而是围绕这些英雄行为大做文章,运用一切舆论工具大张旗鼓地宣传这些英雄行为,以此来转移人们的视线和关注点,掩盖自身的过失。他们把本来可以避免的事故说成是不可抗拒的自然灾害,是“天灾”而不是“人祸”,把这些英雄行为说成是领导精心培养教育的结果,是“教育数年,展示一时”。文过饰非一番后,坏事在他们的嘴里和宣传工具下摇身一变成了“好事”,事故责任也就相对地“轻描淡写”了。这样的手段确实是“高”——“高”得离谱,“高”得邪乎,不但掩盖了矛盾,吸取不了血的教训,而且败坏了风气,造成了恶劣影响。
    确实,自责是需要勇气的。有些问题的发生,不能排除其中有客观因素的影响,但究其根本原因还是主观因素造成的。为什么有的当权者就没有认错担责的勇气呢?深入探究,恐怕是心中有“四怕”:一是怕被追查责任,丢了“乌纱帽”;二是怕被别人抓着把柄,引火上身;三是怕因此丢了面子,令自己难堪;四是怕不能被别人理解,扣上“就他能出风头”的“大帽子”。当然,可能还有其他原因。在这样忐忑不安的复杂心理的驱使下,也就不愿意、也不敢承担责任了,甚至把错误和过失推到别人身上,发展到——讳疾忌医了。
    其实,自责就是严格的自律。敢不敢承担责任、能不能承担责任,也从侧面反映了一个当权者是否具有严以律己的品质。一个连自己的错误都不敢承认的当权者,人们又怎么能从他身上找到严以律己的勇气呢?而一个缺乏严以律己精神的当权者,人们又怎么能相信他能正确地对待别人、对待错误呢?只有那些心胸坦荡、襟怀坦白的当权者,才能正视自己的错误,才能敢于承担责任。他们知道,承担责任,就是为了反省,为了改过,为了以后的进取,这是一个教育人、感染人的过程,也是一个团结人、增强团队凝聚力和战斗力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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